清晨六点，柏林东区的一栋工人住宅楼里，弗里尔·贝克斯被闹钟吵醒了。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愣了几秒，然后才想起来——今天是他年假的第一天。
弗里尔翻了个身，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烟。
烟盒旁边放着一本书，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德文译本，建设出版社发行，封面是一幅黑白木刻：
一个持枪的士兵站在山脊上，背后是硝烟弥漫的天空。
弗里尔拿起那本书摩挲着封面上士兵的轮廓，看了看昨晚夹书签的那一页，又放了回去。
厂子里面已经组织好了，今天集合一起出发去海边旅游。
弗里尔今年三十四岁，柏林第一人民机械厂的五级装配钳工。
五年工龄，八年党龄，三个孩子。
厂里的人提起弗里尔都说——他干活是一把好手。
弗里尔推门走进阳台，隔壁的舒尔茨大叔已经在他家的阳台上面刷牙了。
“弗里尔，今天去海边？”
舒尔茨嘴里含着牙刷，含混不清地问。
“嗯。和库尔特他们一起去。”
“好时候啊。
多拍几张照片，回来给我看看。
我儿子也在那边疗养，说不定你们能碰上。”
舒尔茨吐掉泡沫擦了擦嘴，
“你是不知道，我年轻那会儿——别说疗养了，连病假都不敢请。请一天假扣三天工资，怕丢了饭碗。
哪像现在，厂里主动催你休假，还给你报销路费。”
弗里尔笑了笑。
他和舒尔茨闲聊一阵一致后就出来回到自己屋里，妻子赫尔塔已经把旅行袋收拾好了。
她是个手脚麻利的女人，理发师，在区合作社理发店上班。
赫尔塔正弯腰往袋子里塞孩子们的换洗衣服。
“你那条蓝格子的泳裤我已经塞进去了，在侧袋里。
还有你的刮胡刀、哦对了，工会发的旅行券也塞你钱包里了，别弄丢了。”
“知道了。”
“孩子们的救生圈呢？”
“在阳台上晾着，干了我就去拿的，不会忘。”
赫尔塔直起腰，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弗里尔，你倒是把你那本书装好啊？你不是说要在火车上看吗？”
弗里尔这才想起那本海明威的书还没有塞进包里。
他走回卧室，从床头柜上拿起书翻开扉页——建设出版社的版权页上印着一行小字：
“本书首印二十万册。”
弗里尔想起了前几天在《红旗日报》上看到的新闻：
这本书在德国、苏联、法国、意大利等十七个国家同步发行，首日销量破百万。百万读者。
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弗里尔不是爱读书的人。
上次从头到尾读完一本小说还是挺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他刚当上班长，在去维也纳开会的火车上翻完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但这回不一样。
厂里的青年团员在车间里那场争论，让他动了买书的念头。
几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小伙子争论海明威算不算社会主义作家，吵得面红耳赤，最后谁也没说服谁。
弗里尔在旁边听了一耳朵，心想还是自己买来读读最省事。
他到合作社书店排了四十分钟队才买到一本书。
之后工人委员会的夏伊德曼同志在支部会上提了一句，说这本书写的是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打仗的事。
弗里尔就想起了自己也参加的那场西班牙解放斗争。
他们来的是第二志愿旅——不光柏林第一机械厂，全德国的工厂、农庄、机关都在几天内抽调人。
那时候的弗里尔报完名回到车间的时候，他的车床上已经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弗里尔同志，放心去，加油！”
弗里尔把书塞进旅行袋侧袋，拉好拉链，弯腰系鞋带。
窗外的柏林在东方的晨光里渐渐清晰起来。
远处亚历山大广扬上的电视塔还在施工，钢架在朝阳下泛着金色的光。
弗里尔系好鞋带，提起旅行袋。外面传来库尔特的喇叭声。
他们下楼。
赫尔塔锁好门，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弗里尔走在最后面，提着两个旅行袋，肩上还挎着一个帆布背包。
他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车子发动了。
弗里尔坐在副驾驶座上，望着窗外。
柏林在身后慢慢退去——先是东区的老住宅楼，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阳台上摆满了天竺葵；然后是解放的公园，晨练的老人正在溜达；接着是市中心，菩提树下大街两侧的栗子树开满了花。
库尔特开得不快，正好让弗里尔能看清街上的景象。
他看见一家书店门口排着长队——大清早的，才七点多。
队尾已经拐过了街角。
队伍里多数是穿着工装的年轻人，也有些人穿着白衬衫的机关干部。
“这些人是在等什么？”他问。
“海明威，那本《丧钟》。今天有新书发布会，据说有编辑现场签售。
再说排队买书的有几个是为了签名？他们就是想早一点拿到书。”
开车的库尔特撇了撇嘴，
“我老婆昨天排了两个小时才买到。她读到凌晨三点，今早起不来床了。”
弗里尔笑了。
“你看完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妻子赫尔塔。
“看了一部分。看到最后哭了一场。”她说，
“那个罗伯特·乔丹……他明明可以撤退，为什么要留下？”
赫尔塔当然知道那是为什么。
她自己也是一名理发师，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赫尔塔在店里给顾客理发时总会和他们聊天，聊聊家常，聊聊物价，有时也聊聊政治。
有一次她跟一个老太太聊起西班牙，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
“我儿子也去了西班牙。他去年写信说，那边的孩子太苦了，连鞋都没得穿。
我寄了三双布鞋去。
后来他回信说布鞋收到了，说那边的孩子穿上后高兴得满村子跑。我听着心里又高兴又心疼。”
赫尔塔说，“你说那些国际纵队的年轻人——他们图什么？”
弗里尔说：
“图个道理。”
“什么道理？”
“人不能像牲口一样活着。”
赫尔塔想了想，说：
“这理我也讲不明白。但我知道一件事——我要是也年轻十岁，我也去。”
弗里尔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说的“那些人”到底是指谁。
但他知道她在说什么——当一个人选择为别人去死的时候，他不是在死，他是在证明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车子出了市区，上了高速公路。
弗里尔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他想起一九一九年刚进厂那会儿的样子。
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刚从部队退伍。
战争已经结束，旧的帝国军队已经解散，新的魏玛政府刚刚成立。
柏林街头到处都是失业工人，排着长队领救济汤。
弗里尔没有去排队。
他父亲是社民党党员，在战前的葬礼上认识了一位老同志——那人后来成了德共柏林市委的委员。
他给弗里尔写了封介绍信，让弗里尔多去打听打听。三天后，那时候还不叫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厂子录用了他。
头几年日子紧巴巴的。
工资不高，物价也不稳，能糊口已经是万幸了。
但有一点不同——厂里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弗里尔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工人委员会会议时的场景。那是个冬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吵得不可开交。
讨论的议题是：厂里的利润分配方案，是该多上缴国家，还是该多留点给工人自己。
“多缴国家！国家搞建设需要钱！我们苦几年，将来好。”
说话的是车间工会主席。
“凭什么我们就该苦几年？我们苦了几年了？”
那是弗里尔当时的班长，一个从鲁尔区来的老工人，
“资本家在的时候我们苦，现在自己当家做主了还苦？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
“谁说不搞建设了？建设要搞，工人也要活。
你让工人每月拿这么点工资，孩子都养不活，谁还有心思想干？”
吵了不知道多久，最后举手表决。
决定利润五五分——一半上缴国家，一半留作职工集体福利基金。
隔了没几天，工人委员会通过了第一项福利措施：
每年夏季，厂里组织工人去海边疗养。
今年是弗里尔第五次参加这个活动了。
头几年他是单身汉，跟工友们挤在宿舍里，白天在沙滩上踢球，晚上围着篝火唱歌。
后来娶了赫尔塔，生了孩子，工厂给的福利也越来越好。
现在的疗养是拖家带口的，住的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家庭房，食堂里照着营养师的建议搭配菜品。
他想起了父亲。
他父亲在战前也是钳工。
在弗里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记得有天父亲下班回来，手指头包着脏兮兮的绷带——那是一台老式冲床压的，三根手指当场就没保住。
厂里的资本家给了五十马克的慰问金，然后让他回家养伤去了。
养了三个月，伤好了，回去报到，工头说“你年纪大了，手又不灵便，厂里不需要人了”。
“不需要人了。”弗里尔到现在也忘不了这句话。
他父亲那年才四十七岁。
四十七岁被赶出厂，没有养老金，没有工伤赔偿，什么都没有。
那台吃了他三根手指的冲床还在车间里轰隆轰隆地转，一直转到弗里尔进厂的那一年才淘汰。
“弗里尔，想什么呢？”
库尔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没什么。”弗里尔睁开眼，“就是突然想起我父亲了。”
库尔特也识趣的没有再问。
车窗外田野越来越开阔，偶尔可以看见成群的拖拉机停在田边——红色的团结牌，车头挂着工农的标志。
库尔特放慢车速，看了一眼那几台拖拉机。
“听说明年要出新的型号，能翻地、播种、施肥一次完成。”
“是吗？”弗里尔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那得多少钱？”
“厂里不是说过了吗？合作社买的话有补贴，好像是补百分之四十，农场集体购买另有优惠。”
库尔特踩下油门，驶过一个路口，
“我家隔壁那个农民同志，去年买了台旧型的，高兴的不得了。
他以前种地靠牛，一头牛耕一天，累死累活也就耕那么两亩。
现在拖拉机开上去，烟一冒，地就翻完了。”
车子拐进一条林荫道，两边是高大的橡树，枝叶在头顶交织成一条绿色的隧道。
道路的尽头，蓝色的海平线徐徐铺展开来。
疗养院是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
弗里尔推门进去，前台值班的女同志抬起头，露出大衣下鲜红的领章。
“同志，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弗里尔·贝克尔。柏林第一人民机械厂的。”
女同志翻着登记簿，手指滑过一行行名字。
“找到了。您和您的家人住三楼307房间，这是钥匙。
晚餐是六点到七点半，在一楼食堂。
明天早上九点在大厅集合，有集体活动安排。”
“什么活动？”
“红色教育参观，去附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献花。
下午是自由活动，可以去海滩。
后天上午是体育比赛——”护士念着日程表，
“拔河、沙滩排球、游泳。您要是感兴趣可以报名。”
“拔河就算了，我这腰不太好。沙滩排球？还行。”
女同志笑了笑，把钥匙递给他。
弗里尔走上三楼，推开307的门。
阳光从窗户涌进来，打在白色的床单上，远处大海的浪声，正一阵一阵地传来。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愣了几秒，然后才想起来——今天是他年假的第一天。
弗里尔翻了个身，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烟。
烟盒旁边放着一本书，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德文译本，建设出版社发行，封面是一幅黑白木刻：
一个持枪的士兵站在山脊上，背后是硝烟弥漫的天空。
弗里尔拿起那本书摩挲着封面上士兵的轮廓，看了看昨晚夹书签的那一页，又放了回去。
厂子里面已经组织好了，今天集合一起出发去海边旅游。
弗里尔今年三十四岁，柏林第一人民机械厂的五级装配钳工。
五年工龄，八年党龄，三个孩子。
厂里的人提起弗里尔都说——他干活是一把好手。
弗里尔推门走进阳台，隔壁的舒尔茨大叔已经在他家的阳台上面刷牙了。
“弗里尔，今天去海边？”
舒尔茨嘴里含着牙刷，含混不清地问。
“嗯。和库尔特他们一起去。”
“好时候啊。
多拍几张照片，回来给我看看。
我儿子也在那边疗养，说不定你们能碰上。”
舒尔茨吐掉泡沫擦了擦嘴，
“你是不知道，我年轻那会儿——别说疗养了，连病假都不敢请。请一天假扣三天工资，怕丢了饭碗。
哪像现在，厂里主动催你休假，还给你报销路费。”
弗里尔笑了笑。
他和舒尔茨闲聊一阵一致后就出来回到自己屋里，妻子赫尔塔已经把旅行袋收拾好了。
她是个手脚麻利的女人，理发师，在区合作社理发店上班。
赫尔塔正弯腰往袋子里塞孩子们的换洗衣服。
“你那条蓝格子的泳裤我已经塞进去了，在侧袋里。
还有你的刮胡刀、哦对了，工会发的旅行券也塞你钱包里了，别弄丢了。”
“知道了。”
“孩子们的救生圈呢？”
“在阳台上晾着，干了我就去拿的，不会忘。”
赫尔塔直起腰，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弗里尔，你倒是把你那本书装好啊？你不是说要在火车上看吗？”
弗里尔这才想起那本海明威的书还没有塞进包里。
他走回卧室，从床头柜上拿起书翻开扉页——建设出版社的版权页上印着一行小字：
“本书首印二十万册。”
弗里尔想起了前几天在《红旗日报》上看到的新闻：
这本书在德国、苏联、法国、意大利等十七个国家同步发行，首日销量破百万。百万读者。
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弗里尔不是爱读书的人。
上次从头到尾读完一本小说还是挺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他刚当上班长，在去维也纳开会的火车上翻完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但这回不一样。
厂里的青年团员在车间里那场争论，让他动了买书的念头。
几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小伙子争论海明威算不算社会主义作家，吵得面红耳赤，最后谁也没说服谁。
弗里尔在旁边听了一耳朵，心想还是自己买来读读最省事。
他到合作社书店排了四十分钟队才买到一本书。
之后工人委员会的夏伊德曼同志在支部会上提了一句，说这本书写的是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打仗的事。
弗里尔就想起了自己也参加的那场西班牙解放斗争。
他们来的是第二志愿旅——不光柏林第一机械厂，全德国的工厂、农庄、机关都在几天内抽调人。
那时候的弗里尔报完名回到车间的时候，他的车床上已经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弗里尔同志，放心去，加油！”
弗里尔把书塞进旅行袋侧袋，拉好拉链，弯腰系鞋带。
窗外的柏林在东方的晨光里渐渐清晰起来。
远处亚历山大广扬上的电视塔还在施工，钢架在朝阳下泛着金色的光。
弗里尔系好鞋带，提起旅行袋。外面传来库尔特的喇叭声。
他们下楼。
赫尔塔锁好门，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弗里尔走在最后面，提着两个旅行袋，肩上还挎着一个帆布背包。
他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车子发动了。
弗里尔坐在副驾驶座上，望着窗外。
柏林在身后慢慢退去——先是东区的老住宅楼，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阳台上摆满了天竺葵；然后是解放的公园，晨练的老人正在溜达；接着是市中心，菩提树下大街两侧的栗子树开满了花。
库尔特开得不快，正好让弗里尔能看清街上的景象。
他看见一家书店门口排着长队——大清早的，才七点多。
队尾已经拐过了街角。
队伍里多数是穿着工装的年轻人，也有些人穿着白衬衫的机关干部。
“这些人是在等什么？”他问。
“海明威，那本《丧钟》。今天有新书发布会，据说有编辑现场签售。
再说排队买书的有几个是为了签名？他们就是想早一点拿到书。”
开车的库尔特撇了撇嘴，
“我老婆昨天排了两个小时才买到。她读到凌晨三点，今早起不来床了。”
弗里尔笑了。
“你看完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妻子赫尔塔。
“看了一部分。看到最后哭了一场。”她说，
“那个罗伯特·乔丹……他明明可以撤退，为什么要留下？”
赫尔塔当然知道那是为什么。
她自己也是一名理发师，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赫尔塔在店里给顾客理发时总会和他们聊天，聊聊家常，聊聊物价，有时也聊聊政治。
有一次她跟一个老太太聊起西班牙，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
“我儿子也去了西班牙。他去年写信说，那边的孩子太苦了，连鞋都没得穿。
我寄了三双布鞋去。
后来他回信说布鞋收到了，说那边的孩子穿上后高兴得满村子跑。我听着心里又高兴又心疼。”
赫尔塔说，“你说那些国际纵队的年轻人——他们图什么？”
弗里尔说：
“图个道理。”
“什么道理？”
“人不能像牲口一样活着。”
赫尔塔想了想，说：
“这理我也讲不明白。但我知道一件事——我要是也年轻十岁，我也去。”
弗里尔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说的“那些人”到底是指谁。
但他知道她在说什么——当一个人选择为别人去死的时候，他不是在死，他是在证明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车子出了市区，上了高速公路。
弗里尔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他想起一九一九年刚进厂那会儿的样子。
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刚从部队退伍。
战争已经结束，旧的帝国军队已经解散，新的魏玛政府刚刚成立。
柏林街头到处都是失业工人，排着长队领救济汤。
弗里尔没有去排队。
他父亲是社民党党员，在战前的葬礼上认识了一位老同志——那人后来成了德共柏林市委的委员。
他给弗里尔写了封介绍信，让弗里尔多去打听打听。三天后，那时候还不叫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厂子录用了他。
头几年日子紧巴巴的。
工资不高，物价也不稳，能糊口已经是万幸了。
但有一点不同——厂里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弗里尔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工人委员会会议时的场景。那是个冬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吵得不可开交。
讨论的议题是：厂里的利润分配方案，是该多上缴国家，还是该多留点给工人自己。
“多缴国家！国家搞建设需要钱！我们苦几年，将来好。”
说话的是车间工会主席。
“凭什么我们就该苦几年？我们苦了几年了？”
那是弗里尔当时的班长，一个从鲁尔区来的老工人，
“资本家在的时候我们苦，现在自己当家做主了还苦？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
“谁说不搞建设了？建设要搞，工人也要活。
你让工人每月拿这么点工资，孩子都养不活，谁还有心思想干？”
吵了不知道多久，最后举手表决。
决定利润五五分——一半上缴国家，一半留作职工集体福利基金。
隔了没几天，工人委员会通过了第一项福利措施：
每年夏季，厂里组织工人去海边疗养。
今年是弗里尔第五次参加这个活动了。
头几年他是单身汉，跟工友们挤在宿舍里，白天在沙滩上踢球，晚上围着篝火唱歌。
后来娶了赫尔塔，生了孩子，工厂给的福利也越来越好。
现在的疗养是拖家带口的，住的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家庭房，食堂里照着营养师的建议搭配菜品。
他想起了父亲。
他父亲在战前也是钳工。
在弗里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记得有天父亲下班回来，手指头包着脏兮兮的绷带——那是一台老式冲床压的，三根手指当场就没保住。
厂里的资本家给了五十马克的慰问金，然后让他回家养伤去了。
养了三个月，伤好了，回去报到，工头说“你年纪大了，手又不灵便，厂里不需要人了”。
“不需要人了。”弗里尔到现在也忘不了这句话。
他父亲那年才四十七岁。
四十七岁被赶出厂，没有养老金，没有工伤赔偿，什么都没有。
那台吃了他三根手指的冲床还在车间里轰隆轰隆地转，一直转到弗里尔进厂的那一年才淘汰。
“弗里尔，想什么呢？”
库尔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没什么。”弗里尔睁开眼，“就是突然想起我父亲了。”
库尔特也识趣的没有再问。
车窗外田野越来越开阔，偶尔可以看见成群的拖拉机停在田边——红色的团结牌，车头挂着工农的标志。
库尔特放慢车速，看了一眼那几台拖拉机。
“听说明年要出新的型号，能翻地、播种、施肥一次完成。”
“是吗？”弗里尔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那得多少钱？”
“厂里不是说过了吗？合作社买的话有补贴，好像是补百分之四十，农场集体购买另有优惠。”
库尔特踩下油门，驶过一个路口，
“我家隔壁那个农民同志，去年买了台旧型的，高兴的不得了。
他以前种地靠牛，一头牛耕一天，累死累活也就耕那么两亩。
现在拖拉机开上去，烟一冒，地就翻完了。”
车子拐进一条林荫道，两边是高大的橡树，枝叶在头顶交织成一条绿色的隧道。
道路的尽头，蓝色的海平线徐徐铺展开来。
疗养院是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
弗里尔推门进去，前台值班的女同志抬起头，露出大衣下鲜红的领章。
“同志，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弗里尔·贝克尔。柏林第一人民机械厂的。”
女同志翻着登记簿，手指滑过一行行名字。
“找到了。您和您的家人住三楼307房间，这是钥匙。
晚餐是六点到七点半，在一楼食堂。
明天早上九点在大厅集合，有集体活动安排。”
“什么活动？”
“红色教育参观，去附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献花。
下午是自由活动，可以去海滩。
后天上午是体育比赛——”护士念着日程表，
“拔河、沙滩排球、游泳。您要是感兴趣可以报名。”
“拔河就算了，我这腰不太好。沙滩排球？还行。”
女同志笑了笑，把钥匙递给他。
弗里尔走上三楼，推开307的门。
阳光从窗户涌进来，打在白色的床单上，远处大海的浪声，正一阵一阵地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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