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疗养院食堂的吊灯亮了起来。
弗里尔一家下楼的时候，餐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
空气里飘着土豆炖肉的香气，混合着新鲜面包和蔬菜汤的味道。
孩子们端着餐盘跑来跑去，大人们端着啤酒杯高声谈笑。
弗里尔端着餐盘在长桌间穿行，目光落在一个穿灰色工装的中年男人身上。
那人也刚从自助餐台回来，盘子里搁着一大块煎鱼和一堆煮土豆，正四处张望找位子。
两人目光撞上，都愣了一下。那人先认出了弗里尔。
“弗里尔同志？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弗里尔同志？”
“……维斯同志？农业人民委员会的维斯？”
两人几乎同时叫出对方的名字，然后同时大笑。
弗里尔伸出手，维斯握住，使劲摇了摇。
他们并不算老相识——去年冬天在柏林开过一次会，工业系统和农业系统的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两人凑巧坐在一起，聊了一整个下午。
维斯朝身后招招手。一个圆脸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走过来，大的约莫十来岁，小的刚会走路，被女人抱在怀里。
“这是我妻子，玛尔塔。
孩子们，叫叔叔。”
维斯拍了拍弗里尔的肩膀，然后转向自己的妻子，
“玛尔塔，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弗里尔同志。
去年开会我俩坐一起，他可是五级钳工呢。”
“弗里尔同志，你好。”玛尔塔腼腆地笑了笑。
弗里尔也朝楼梯方向喊了一嗓子，赫尔塔正领着三个孩子下楼。
两家人在靠窗的长桌拼了座，大人坐一头，孩子们挤在另一头。
维斯倒了杯啤酒，泡沫沿着杯壁慢慢升起来。弗里尔也倒了一杯。
“你们公社今年收成怎么样？”
弗里尔也不寒暄，直接问道。
“越来越好了。”
维斯放下酒杯，用叉子叉起一块煎鱼，
“小麦亩产比去年增了一成半，土豆增了将近两成。
工业系统支援的那批新化肥，今年春播就用上了。
效果很明显，我们农技站的同志测过，施了新化肥的地块，比用原先化肥的增产将近三成。
但新化肥供应还是跟不上——厂里生产多少，我们就能用多少。”
“扩产的计划已经列了，新车间的设备下个月就能到位。”
弗里尔说，
“明年这时候，新式的化肥产量能翻一番。到时候你们公社能分到更多。”
维斯举起酒杯。“但愿吧。”
他抿了一口啤酒，放下杯子。
“今年不光收成好，福利也比往年好。
我们公社的那个集体福利基金，今年社里利润多提了百分之十五归集体，用来搞职工福利——疗养、休假、子女教育、老人赡养，都从这里面出。
我来之前，公社刚公布了上半年的利润分红方案。
我算了一下，我们家能拿到将近三百马克的集体福利金。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东西——疗养、休假、子女教育、老人赡养。”
维斯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
“这些在旧社会，是资本家才有的待遇。
现在工人也有了，农民也有了。”
弗里尔听着这话，想起十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
那时他在厂里当学徒，每天干十个小时，每月挣那点可怜巴巴的工钱，别说疗养了，连病假都不敢请。
请一天假扣三天工资，有急事请假还得求工头。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那样的日子吧。
“你们公社的休假怎么排？”弗里尔问。
维斯乐了。
“跟你们工业系统不一样。你们是轮流休，我们是农闲休。
春播、夏收、秋收这几个月忙得很。
但一到冬天农闲了，大家轮流出去疗养。
我们公社今年组织了三批，一批去哈尔茨山滑雪，一批去波罗的海海边，还一批去柏林参观——看工厂、看博物馆、看展览。
我家小子回来后兴奋了好几天，说长大了要当工程师。”
弗里尔看着维斯十一岁的儿子，那孩子正和几个孩子凑在一起，脑袋抵着脑袋，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他回去还要给同学们做报告，老师要求的。
讲在柏林的见闻，讲工业化的成就。
小伙子头一回上讲台，紧张得不行，但讲完了老师说他讲得好。”
马斯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维斯、玛尔塔和两个孩子站在勃兰登堡门前，背景是飘扬的红旗。
他端详了一会儿那张照片，嘴角带着笑，然后把它小心地收回口袋。
“柏林比我们乡下热闹多了。街上人挤人，汽车多得数不过来。
我儿子说他长大了要当工程师，造汽车。
我说行啊，只要你好好学习。”
“你女儿还小吧？”弗里尔朝玛尔塔怀里那个小的努努嘴。
“才一岁半。”
维斯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后脑勺，又把手收回来，
“她赶上了好时候。
等她长大，上学免费，看病免费，住房国家给分配。
她要是想上大学，还能拿助学金。
我小时候——饭都吃不饱。”
弗里尔点头。
他也是穷苦人出身。父亲被机器咬掉三根手指后一脚踢出厂门。
那时候别说上大学了，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现在他大儿子在上小学，二儿子在幼儿园，小女儿刚会走路。
将来他们都能上大学，都能当工程师、医生、教师。
“对了，你们工业系统那边，退休的事怎么定的？”维斯突然问。
“男六十，女五十五。工龄满三十年有额外补贴。
像我这样满二十五年的，退休金能拿到在职工资的百分之七十。
满三十五年的能拿到百分之八十。”
“我们农业系统也差不多，男六十，女五十五。
满三十年的能拿到百分之七十五。但我还早。”
维斯笑了笑，
“我还得再干二十多年才能退休。”
“你急什么？日子长着呢。”
两人碰杯。啤酒沫溅到了桌上，赫尔塔递过纸巾，轻轻地擦掉了。
窗外的暮色渐渐沉了下来。
弗里尔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支烟。
维斯也点了一支。两个孩子吃完了盘子里的食物，跑出去玩了。
玛尔塔抱着小女儿去换尿布。
赫尔塔在收拾餐盘。
餐厅里的人们已经三三两两地散了，有的去海边散步，有的回房间休息，有的去了疗养院的俱乐部喝酒聊天。
“弗里尔，我问你一个事。”
维斯压低声音。
“你说，我们这辈子能看见共产主义吗？”
弗里尔没想到维斯会问这个。
“你是指什么？按需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国家？”
维斯想了想，然后说：
“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不为这些事操心——吃穿住行、孩子上学、老人生病——什么都不用操心。
就知道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不用愁明天的事。”
弗里尔想了想这么回答他。
“韦格纳同志说过，共产主义不是一步到位的。
那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可能要好几代人的努力。
我们不一定要亲眼看到那一天，但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他们能看到。
他们能看到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
维斯看着窗外，远处的海面上，灯塔的光一亮一灭。
“我不怕等。”他慢慢说，
“我怕的是等不到。”
他顿了顿，“但我儿子能等到。我女儿也能等到。他们的日子，会比我们好。这就够了。”
窗外波罗的海的夜风涌进餐厅。
维斯的孩子跑回来，闹着要去海边捡贝壳。
玛尔塔抱着小的也回来了，一家人的笑声此起彼伏。
弗里尔看着这一幕，想起父亲四十七岁被赶出工厂的那年冬天。
那时候父亲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弗里尔那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现在他知道了。
如果父亲还活着，能看到这些，大概也会笑的。
弗里尔一家下楼的时候，餐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
空气里飘着土豆炖肉的香气，混合着新鲜面包和蔬菜汤的味道。
孩子们端着餐盘跑来跑去，大人们端着啤酒杯高声谈笑。
弗里尔端着餐盘在长桌间穿行，目光落在一个穿灰色工装的中年男人身上。
那人也刚从自助餐台回来，盘子里搁着一大块煎鱼和一堆煮土豆，正四处张望找位子。
两人目光撞上，都愣了一下。那人先认出了弗里尔。
“弗里尔同志？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弗里尔同志？”
“……维斯同志？农业人民委员会的维斯？”
两人几乎同时叫出对方的名字，然后同时大笑。
弗里尔伸出手，维斯握住，使劲摇了摇。
他们并不算老相识——去年冬天在柏林开过一次会，工业系统和农业系统的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两人凑巧坐在一起，聊了一整个下午。
维斯朝身后招招手。一个圆脸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走过来，大的约莫十来岁，小的刚会走路，被女人抱在怀里。
“这是我妻子，玛尔塔。
孩子们，叫叔叔。”
维斯拍了拍弗里尔的肩膀，然后转向自己的妻子，
“玛尔塔，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弗里尔同志。
去年开会我俩坐一起，他可是五级钳工呢。”
“弗里尔同志，你好。”玛尔塔腼腆地笑了笑。
弗里尔也朝楼梯方向喊了一嗓子，赫尔塔正领着三个孩子下楼。
两家人在靠窗的长桌拼了座，大人坐一头，孩子们挤在另一头。
维斯倒了杯啤酒，泡沫沿着杯壁慢慢升起来。弗里尔也倒了一杯。
“你们公社今年收成怎么样？”
弗里尔也不寒暄，直接问道。
“越来越好了。”
维斯放下酒杯，用叉子叉起一块煎鱼，
“小麦亩产比去年增了一成半，土豆增了将近两成。
工业系统支援的那批新化肥，今年春播就用上了。
效果很明显，我们农技站的同志测过，施了新化肥的地块，比用原先化肥的增产将近三成。
但新化肥供应还是跟不上——厂里生产多少，我们就能用多少。”
“扩产的计划已经列了，新车间的设备下个月就能到位。”
弗里尔说，
“明年这时候，新式的化肥产量能翻一番。到时候你们公社能分到更多。”
维斯举起酒杯。“但愿吧。”
他抿了一口啤酒，放下杯子。
“今年不光收成好，福利也比往年好。
我们公社的那个集体福利基金，今年社里利润多提了百分之十五归集体，用来搞职工福利——疗养、休假、子女教育、老人赡养，都从这里面出。
我来之前，公社刚公布了上半年的利润分红方案。
我算了一下，我们家能拿到将近三百马克的集体福利金。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东西——疗养、休假、子女教育、老人赡养。”
维斯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
“这些在旧社会，是资本家才有的待遇。
现在工人也有了，农民也有了。”
弗里尔听着这话，想起十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
那时他在厂里当学徒，每天干十个小时，每月挣那点可怜巴巴的工钱，别说疗养了，连病假都不敢请。
请一天假扣三天工资，有急事请假还得求工头。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那样的日子吧。
“你们公社的休假怎么排？”弗里尔问。
维斯乐了。
“跟你们工业系统不一样。你们是轮流休，我们是农闲休。
春播、夏收、秋收这几个月忙得很。
但一到冬天农闲了，大家轮流出去疗养。
我们公社今年组织了三批，一批去哈尔茨山滑雪，一批去波罗的海海边，还一批去柏林参观——看工厂、看博物馆、看展览。
我家小子回来后兴奋了好几天，说长大了要当工程师。”
弗里尔看着维斯十一岁的儿子，那孩子正和几个孩子凑在一起，脑袋抵着脑袋，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他回去还要给同学们做报告，老师要求的。
讲在柏林的见闻，讲工业化的成就。
小伙子头一回上讲台，紧张得不行，但讲完了老师说他讲得好。”
马斯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维斯、玛尔塔和两个孩子站在勃兰登堡门前，背景是飘扬的红旗。
他端详了一会儿那张照片，嘴角带着笑，然后把它小心地收回口袋。
“柏林比我们乡下热闹多了。街上人挤人，汽车多得数不过来。
我儿子说他长大了要当工程师，造汽车。
我说行啊，只要你好好学习。”
“你女儿还小吧？”弗里尔朝玛尔塔怀里那个小的努努嘴。
“才一岁半。”
维斯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后脑勺，又把手收回来，
“她赶上了好时候。
等她长大，上学免费，看病免费，住房国家给分配。
她要是想上大学，还能拿助学金。
我小时候——饭都吃不饱。”
弗里尔点头。
他也是穷苦人出身。父亲被机器咬掉三根手指后一脚踢出厂门。
那时候别说上大学了，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现在他大儿子在上小学，二儿子在幼儿园，小女儿刚会走路。
将来他们都能上大学，都能当工程师、医生、教师。
“对了，你们工业系统那边，退休的事怎么定的？”维斯突然问。
“男六十，女五十五。工龄满三十年有额外补贴。
像我这样满二十五年的，退休金能拿到在职工资的百分之七十。
满三十五年的能拿到百分之八十。”
“我们农业系统也差不多，男六十，女五十五。
满三十年的能拿到百分之七十五。但我还早。”
维斯笑了笑，
“我还得再干二十多年才能退休。”
“你急什么？日子长着呢。”
两人碰杯。啤酒沫溅到了桌上，赫尔塔递过纸巾，轻轻地擦掉了。
窗外的暮色渐渐沉了下来。
弗里尔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支烟。
维斯也点了一支。两个孩子吃完了盘子里的食物，跑出去玩了。
玛尔塔抱着小女儿去换尿布。
赫尔塔在收拾餐盘。
餐厅里的人们已经三三两两地散了，有的去海边散步，有的回房间休息，有的去了疗养院的俱乐部喝酒聊天。
“弗里尔，我问你一个事。”
维斯压低声音。
“你说，我们这辈子能看见共产主义吗？”
弗里尔没想到维斯会问这个。
“你是指什么？按需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国家？”
维斯想了想，然后说：
“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不为这些事操心——吃穿住行、孩子上学、老人生病——什么都不用操心。
就知道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不用愁明天的事。”
弗里尔想了想这么回答他。
“韦格纳同志说过，共产主义不是一步到位的。
那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可能要好几代人的努力。
我们不一定要亲眼看到那一天，但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他们能看到。
他们能看到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
维斯看着窗外，远处的海面上，灯塔的光一亮一灭。
“我不怕等。”他慢慢说，
“我怕的是等不到。”
他顿了顿，“但我儿子能等到。我女儿也能等到。他们的日子，会比我们好。这就够了。”
窗外波罗的海的夜风涌进餐厅。
维斯的孩子跑回来，闹着要去海边捡贝壳。
玛尔塔抱着小的也回来了，一家人的笑声此起彼伏。
弗里尔看着这一幕，想起父亲四十七岁被赶出工厂的那年冬天。
那时候父亲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弗里尔那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现在他知道了。
如果父亲还活着，能看到这些，大概也会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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