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击发生后的第三天，“黑非洲独立先锋队”已经撤回了他们在密林深处的营地。
营地位于乌班吉沙立领地与刚果河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是一片被河流切割成碎块的丘陵雨林。
从姆班吉出发沿河往北走，骑马可以快些，但雨季的丛林骑马比走路更慢。
先锋队的指挥官叫萨莱，三十岁出头，中等个头，体格敦实。
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法国殖民军的下级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流过血，战后却因“行为不端”被开除军籍。
萨莱在法国待过十一年，读过书，打过工，也参加过政治组织——不是共产党，是一些在巴黎拉丁区小咖啡馆里聚会的非洲学生团体，后来逐渐滑向了更极端的民族主义圈子。
可萨莱这个人却是读过韦格纳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和列宁，不是为了信仰，是为了找到武器——可以用来打碎法国殖民统治的武器。
用敌人的思想武装自己，再回过头来对付敌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痛快的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走上效仿共产党这种形式的武装斗争道路的。
也许是在巴黎的小旅馆里，听那些从非洲来的学生谈论家乡的苦难时；
也许是在工厂里被法国工头骂“滚回你的丛林”时；
也许只是某天夜里，他站在塞纳河边，望着河水倒映的灯火，突然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法国人的时候。
萨莱站在营地中央的树下，面前坐着十几个袭击行动的主力成员。
他们从姆班吉带回了粮食、药品、弹药，还有俘虏。俘虏一共十二人——区人民委员会的办事员、粮库管理员、小学教师里面还有两名从德国来的支教老师。
萨莱的下属向他汇报了审讯情况。
大部分俘虏很配合，那两个从德国来的支教老师就不太配合了。
一个是三十出头，曾在柏林工业大学读过书，来非洲之前在德累斯顿一家机械厂工作。
问他什么都沉默，问他为什么来非洲，他还是沉默。
打他的时候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旁边那个年轻的支教老师是同一个支教项目的志愿者。
他不愿看着同志挨打，挣扎着扑上来，拳头砸在袭击者的脸上，踢、咬、用指甲挠，直到被人从背后一枪托砸晕过去。
萨莱蹲下身查看那个年轻人的伤势。
后脑肿起一个拳头大的包，呼吸平稳，脉搏正常，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萨莱用英语问了一句那个沉默的德国人：
“你叫什么名字？”回答他的依然是沉默。
萨莱继续问道：“你是共产党吗？”
这一次那个人终于抬起了头。“我是。”
萨莱看着他，沉默了片刻。
他站起身来，背对着他，
“共产党。你以为我没见过共产党？
巴黎的那些人，里昂的那些人，柏林的那些人——他们有一个算一个，嘴上说着国际主义，背地里全是算盘。
韦格纳？
他不过是运气好。
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旧帝国垮了，他捡了个现成的烂摊子，用俄国人的钱、德国工人的血，堆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样板。
换你坐那个位置，你也行。
可你们共产党人不承认。
你们非要说那是‘历史必然’、‘工人阶级觉醒’。
都是狗屁。”
萨莱的声音拔高了。
“法国共产党呢？
他们干了什么？
趁着巴黎乱成一锅粥，捡了个现成的政权。
然后呢？
他们巩固了权力，转过头来对非洲说——你们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预备成员。
预备？谁要你们批准？非洲不是你们的预备队，非洲不是你们的试验场，非洲不是你们用来对抗英美的棋盘！
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萨莱的语气却更冷了。
“你们德国人在非洲修路、建学校、培养干部。好大的善举啊。
我问你，路修好了，谁在走？法国人的军队，德国人的商队，你们那些技术专家。
学校建好了，谁在教？你们的人。
干部培养好了，听谁的？听巴黎的，听柏林的。
这叫独立？这叫换了个主人。
你们比老殖民者高明的地方，只在于你们会笑。老殖民者拿着鞭子，你们拿着书本。
老殖民者说干活，你们说学习。结果呢？
都一样——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矿产，我们的汗水，养活了你们欧洲人。”
他停了一下，走到汉斯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你们共产党人总说，资本家在剥削工人。
对，说得对。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德国工人过上好日子，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剥削我们。你们的精密机床用我们的矿产，你们的化肥厂用我们的磷酸盐，你们的工人度假坐的轮船烧的是我们的石油。
你们在莱茵河畔喝啤酒、唱歌、享受带薪假期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些美好的生活是建立在谁的脊背上？
你们没有。
你们假装看不见。假装看不见，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当救世主。”
汉斯抬起头看着他。
他的脸上还有血迹，嘴角的伤口结了暗红色的痂，但那双眼睛平静的看着萨莱。
“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杀我们。”
萨莱转过身。
“杀了你们，谁去给柏林传话？
我要让你们活着回去，告诉韦格纳，告诉那些自以为可以永远骑在我们头上的欧洲人——非洲不是你们的后院。
你们可以封锁我们，可以制裁我们，可以派你们的飞机坦克来轰炸我们。
但你们永远、永远征服不了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退路。这里是我们的家。”
汉斯没有理会他的挑衅。他靠在医疗棚的立柱上，
“你说韦格纳同志是运气好，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他捡了个现成的烂摊子。
那我问你，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的时候，全德国有多少个韦格纳呢？
为什么只有他成功了？
因为不是他运气好，是他找对了路——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德国的具体情况，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这不是运气，是科学。”
萨莱冷笑。“科学？你管那叫科学？”
“你读过韦格纳同志的《德国革命史》吗？
他在书里写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是阶级矛盾积累的结果。
那些在战壕里饿着肚子的战士、在工厂里被剥削、在贫民窟里等死的德国工人——他们不是被韦格纳同志煽动的，是他们自己决定不再忍受了。
韦格纳同志只是那个站出来替他们说话、替他们组织、替他们指明方向的人。
你说换谁都行？
你换一个试试呢？
换一个没有革命理论、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组织能力的领袖，那些工人早就被自由军团镇压了。
德国革命不是韦格纳同志一个人的胜利，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胜利。
你读不懂这一点，是因为你只看见了个人，没看见阶级。”
萨莱脸上的冷笑僵了一下。
汉斯继续说。
“你说法国共产党是捡漏。
一九三零年法国革命，巴黎的街垒是谁筑的？
里昂的工厂是谁占领的？
马赛的码头是谁控制的？
不是法国共产党，难道是你那些在拉丁区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非洲学生吗？
法共在北方经营了那么久，工人自卫队、地下印刷所、工会网络、农村根据地——一样一样建起来的。
巴黎起义的时候，他们不是‘捡’了一个政权，是拿同志们的命换的。
你瞧不起他们，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参与过这样的斗争。
你只在边缘看着，然后在失败的时候告诉自己——哦，这不是我的问题，只是别人运气好罢了。”
“至于你说德国人在非洲修路、建学校、培养干部是新殖民主义。”
汉斯的声音依然平静，
“我问你，萨莱先生。
路修好了，谁在走？
你说是法国人的军队、德国人的商队。
那我告诉你，姆班吉到班吉的公路，每天跑的最多的是运输当地农民的卡车，运的是木薯、花生、棕榈油。
法国军队？德国商队？我没有见过。你见过吗？”
萨莱依然没有回答他。
“学校建好了，谁在教？
你说是我们德国人。不错，有德国教师，但更多的教师是本地人。
法共在班吉办的师范学校，三年培养了将近两百名本地教师。
现在整个乌班吉沙立，百分之七十的小学教师是非洲人。
再过几年，这个比例会更高。
到那时候，我们德国人就会离开。
这就是韦格纳同志说的帮助殖民地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不是替他们走路，是教会他们走路，然后放手。”
汉斯停了一下。
“你说我们德国工人过上好日子是靠剥削非洲。
你拿出证据来。德国进口的矿产，从非洲来的占比是多少？
南非的铬矿、加纳的锰矿、刚果的钴矿——这些确实有。
但德国每年从非洲进口的矿产总值，只占全部进口矿产的不到一成。
德国工人的工资、福利、休假，靠的是德国工人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价值。
精密机床、化工产品、汽车、拖拉机——这些东西，德国工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赚取利润。
不是从非洲人嘴里抢来的。
你说我们假装看不见，我看假装看不见的是你。
你不想看见德国工人的劳动，因为你需要一个敌人。
你需要一个压迫者的形象，这样你才能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者的救世主。”
营地位于乌班吉沙立领地与刚果河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是一片被河流切割成碎块的丘陵雨林。
从姆班吉出发沿河往北走，骑马可以快些，但雨季的丛林骑马比走路更慢。
先锋队的指挥官叫萨莱，三十岁出头，中等个头，体格敦实。
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法国殖民军的下级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流过血，战后却因“行为不端”被开除军籍。
萨莱在法国待过十一年，读过书，打过工，也参加过政治组织——不是共产党，是一些在巴黎拉丁区小咖啡馆里聚会的非洲学生团体，后来逐渐滑向了更极端的民族主义圈子。
可萨莱这个人却是读过韦格纳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和列宁，不是为了信仰，是为了找到武器——可以用来打碎法国殖民统治的武器。
用敌人的思想武装自己，再回过头来对付敌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痛快的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走上效仿共产党这种形式的武装斗争道路的。
也许是在巴黎的小旅馆里，听那些从非洲来的学生谈论家乡的苦难时；
也许是在工厂里被法国工头骂“滚回你的丛林”时；
也许只是某天夜里，他站在塞纳河边，望着河水倒映的灯火，突然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法国人的时候。
萨莱站在营地中央的树下，面前坐着十几个袭击行动的主力成员。
他们从姆班吉带回了粮食、药品、弹药，还有俘虏。俘虏一共十二人——区人民委员会的办事员、粮库管理员、小学教师里面还有两名从德国来的支教老师。
萨莱的下属向他汇报了审讯情况。
大部分俘虏很配合，那两个从德国来的支教老师就不太配合了。
一个是三十出头，曾在柏林工业大学读过书，来非洲之前在德累斯顿一家机械厂工作。
问他什么都沉默，问他为什么来非洲，他还是沉默。
打他的时候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旁边那个年轻的支教老师是同一个支教项目的志愿者。
他不愿看着同志挨打，挣扎着扑上来，拳头砸在袭击者的脸上，踢、咬、用指甲挠，直到被人从背后一枪托砸晕过去。
萨莱蹲下身查看那个年轻人的伤势。
后脑肿起一个拳头大的包，呼吸平稳，脉搏正常，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萨莱用英语问了一句那个沉默的德国人：
“你叫什么名字？”回答他的依然是沉默。
萨莱继续问道：“你是共产党吗？”
这一次那个人终于抬起了头。“我是。”
萨莱看着他，沉默了片刻。
他站起身来，背对着他，
“共产党。你以为我没见过共产党？
巴黎的那些人，里昂的那些人，柏林的那些人——他们有一个算一个，嘴上说着国际主义，背地里全是算盘。
韦格纳？
他不过是运气好。
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旧帝国垮了，他捡了个现成的烂摊子，用俄国人的钱、德国工人的血，堆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样板。
换你坐那个位置，你也行。
可你们共产党人不承认。
你们非要说那是‘历史必然’、‘工人阶级觉醒’。
都是狗屁。”
萨莱的声音拔高了。
“法国共产党呢？
他们干了什么？
趁着巴黎乱成一锅粥，捡了个现成的政权。
然后呢？
他们巩固了权力，转过头来对非洲说——你们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预备成员。
预备？谁要你们批准？非洲不是你们的预备队，非洲不是你们的试验场，非洲不是你们用来对抗英美的棋盘！
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萨莱的语气却更冷了。
“你们德国人在非洲修路、建学校、培养干部。好大的善举啊。
我问你，路修好了，谁在走？法国人的军队，德国人的商队，你们那些技术专家。
学校建好了，谁在教？你们的人。
干部培养好了，听谁的？听巴黎的，听柏林的。
这叫独立？这叫换了个主人。
你们比老殖民者高明的地方，只在于你们会笑。老殖民者拿着鞭子，你们拿着书本。
老殖民者说干活，你们说学习。结果呢？
都一样——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矿产，我们的汗水，养活了你们欧洲人。”
他停了一下，走到汉斯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你们共产党人总说，资本家在剥削工人。
对，说得对。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德国工人过上好日子，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剥削我们。你们的精密机床用我们的矿产，你们的化肥厂用我们的磷酸盐，你们的工人度假坐的轮船烧的是我们的石油。
你们在莱茵河畔喝啤酒、唱歌、享受带薪假期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些美好的生活是建立在谁的脊背上？
你们没有。
你们假装看不见。假装看不见，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当救世主。”
汉斯抬起头看着他。
他的脸上还有血迹，嘴角的伤口结了暗红色的痂，但那双眼睛平静的看着萨莱。
“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杀我们。”
萨莱转过身。
“杀了你们，谁去给柏林传话？
我要让你们活着回去，告诉韦格纳，告诉那些自以为可以永远骑在我们头上的欧洲人——非洲不是你们的后院。
你们可以封锁我们，可以制裁我们，可以派你们的飞机坦克来轰炸我们。
但你们永远、永远征服不了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退路。这里是我们的家。”
汉斯没有理会他的挑衅。他靠在医疗棚的立柱上，
“你说韦格纳同志是运气好，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他捡了个现成的烂摊子。
那我问你，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的时候，全德国有多少个韦格纳呢？
为什么只有他成功了？
因为不是他运气好，是他找对了路——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德国的具体情况，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这不是运气，是科学。”
萨莱冷笑。“科学？你管那叫科学？”
“你读过韦格纳同志的《德国革命史》吗？
他在书里写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是阶级矛盾积累的结果。
那些在战壕里饿着肚子的战士、在工厂里被剥削、在贫民窟里等死的德国工人——他们不是被韦格纳同志煽动的，是他们自己决定不再忍受了。
韦格纳同志只是那个站出来替他们说话、替他们组织、替他们指明方向的人。
你说换谁都行？
你换一个试试呢？
换一个没有革命理论、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组织能力的领袖，那些工人早就被自由军团镇压了。
德国革命不是韦格纳同志一个人的胜利，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胜利。
你读不懂这一点，是因为你只看见了个人，没看见阶级。”
萨莱脸上的冷笑僵了一下。
汉斯继续说。
“你说法国共产党是捡漏。
一九三零年法国革命，巴黎的街垒是谁筑的？
里昂的工厂是谁占领的？
马赛的码头是谁控制的？
不是法国共产党，难道是你那些在拉丁区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非洲学生吗？
法共在北方经营了那么久，工人自卫队、地下印刷所、工会网络、农村根据地——一样一样建起来的。
巴黎起义的时候，他们不是‘捡’了一个政权，是拿同志们的命换的。
你瞧不起他们，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参与过这样的斗争。
你只在边缘看着，然后在失败的时候告诉自己——哦，这不是我的问题，只是别人运气好罢了。”
“至于你说德国人在非洲修路、建学校、培养干部是新殖民主义。”
汉斯的声音依然平静，
“我问你，萨莱先生。
路修好了，谁在走？
你说是法国人的军队、德国人的商队。
那我告诉你，姆班吉到班吉的公路，每天跑的最多的是运输当地农民的卡车，运的是木薯、花生、棕榈油。
法国军队？德国商队？我没有见过。你见过吗？”
萨莱依然没有回答他。
“学校建好了，谁在教？
你说是我们德国人。不错，有德国教师，但更多的教师是本地人。
法共在班吉办的师范学校，三年培养了将近两百名本地教师。
现在整个乌班吉沙立，百分之七十的小学教师是非洲人。
再过几年，这个比例会更高。
到那时候，我们德国人就会离开。
这就是韦格纳同志说的帮助殖民地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不是替他们走路，是教会他们走路，然后放手。”
汉斯停了一下。
“你说我们德国工人过上好日子是靠剥削非洲。
你拿出证据来。德国进口的矿产，从非洲来的占比是多少？
南非的铬矿、加纳的锰矿、刚果的钴矿——这些确实有。
但德国每年从非洲进口的矿产总值，只占全部进口矿产的不到一成。
德国工人的工资、福利、休假，靠的是德国工人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价值。
精密机床、化工产品、汽车、拖拉机——这些东西，德国工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赚取利润。
不是从非洲人嘴里抢来的。
你说我们假装看不见，我看假装看不见的是你。
你不想看见德国工人的劳动，因为你需要一个敌人。
你需要一个压迫者的形象，这样你才能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者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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