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非洲人的土地归非洲人。
不错。
土地应该归耕种它的人，这是韦格纳同志在德国推行土地改革时就确立的原则。
但你问过姆班吉的农民吗？他们想不想要你这样的救世主？
他们想要的是种子、化肥、农具，是能让孩子上学的学校，是能看得起病的医院。
这些东西，人民委员会在给。你在给什么？
你在给枪、给仇恨、给分裂。
你烧了他们的粮仓，抢了他们的卡车，打伤他们的干部。
你这不是在解放非洲，你是在毁掉非洲。”
他的目光直视萨莱。
“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萨莱沉默了很久。
“读过。在巴黎的时候。”
“那你还记得那句话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不是全世界非洲人联合起来，不是全世界黑人联合起来，是全世界无产者。
不分肤色，不分国籍，不分语言。
因为剥削者没有祖国，被剥削者也没有祖国。
你的敌人不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不是白人。
你的敌人是剥削制度——法国的资本家、德国的资本家、非洲的奴隶主资本家，他们才是同一个阶级。
你以为你在为非洲独立而战，实际上你在替谁呢？
你在替英美的资本家们而战。
他们在伦敦、在纽约喝着威士忌，看着你在这片土地上放火、杀人、制造分裂。
你越乱，他们越高兴。
因为他们最怕的，不是非洲独立，是非洲联合起来，和欧洲、亚洲、美洲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汉斯说到这里，闭上了眼睛。额头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
“你说你不相信国际主义。
没关系。
国际主义不需要你相信。它在做，在证明。
在西班牙，德国人和法国人并肩作战。
在意大利，苏联人和德国人一起冲锋。
在非洲，我们德国人——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是以同志的身份——来和你们一起修路、建学校、培养干部。
我们来了，不是为了取代法国人，是为了帮助你们有能力自己站起来。
等到那一天，我们就会离开。
这就是国际主义。不是施舍，是团结。”
萨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说完了？”他的声音有些干涩。
“说完了。”
萨莱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出了医疗棚，走到门口的时候，萨莱停了一下，背对着汉斯。
“别再跟我提什么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欧洲人的遮羞布。
你们联合起来剥削我们，然后管这叫团结。去他妈的团结。”
过了几天，萨莱开始用某不知名英国人援助的摄像机开始拍摄被俘虏的人们的状态，他先是又把俘虏们打了一顿，然后开始挨个录像。
配合的就下手轻一点，不配合的就继续毒打一顿，那个被打晕过去的德国青年教师终究还是在这种没有丝毫人权的毒打之下牺牲了。
录制完毕之后，萨莱把录像带翻来覆去地看。
画质不算清晰，但能辨认出人脸和动作。
看完没什么大问题，萨莱就把录像带装进防水袋，递给送信人。
“送到班吉去。
交给那边的人民委员会。
告诉他们，这是我的条件：
第一，法国人从乌班吉沙立撤军，所有法国顾问必须在限期内离开。
第二，解散人民委员会，成立临时政府，一年内举行自由选举——白人不能参选，一个都不行。
第三，承认黑非洲独立联盟为非洲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这三条，一条都不能少。”
当天夜里，人民委员会主席恩加伊在班吉收到了录像带。
他和拉莫尔在办公室看完一遍，又放了一遍，两个人的脸色都很沉。
恩加伊把带子倒回去，停在萨莱说“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那一段，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然后关掉了机器。
“……这两个德国教师，是什么时候来的？”
恩加伊的声音很轻。
拉莫尔的回答也很轻。
“两个月前。通过柏林的一个支教项目派来的，两个人都是德共党员。
汉斯的专业是机械维修，弗里茨刚满二十四，学的是农业。
他们是来做技术支援的，不是来打仗的。
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冲出来救人，没有武器，赤手空拳。
汉斯的头部被枪托打中昏了过去。弗里茨也是如此，刚刚我们审问过了过来送信的那个人，那人说应该是弗里茨已经被毒打牺牲了。”
拉莫尔把录像带从机器里取出来，装回防水袋。
“这份录像，连同今天的汇报，我已经连夜派人送往巴黎。
也会转一份去柏林。”
几天之后，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地下放映室。
这间屋子平时很少用。
偶尔放一些战地纪录片，或者从国外来的新闻胶片，供少数几个负责同志审阅。
能坐满的时候不多，今天却坐满了。
韦格纳一个人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烟灰缸里的烟蒂堆了浅浅一层。
门开了，施密特走进来。他看见韦格纳坐在黑暗里的背影，脚步顿了一下，然后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没有说话。
人陆续到齐。克朗茨、台尔曼、蔡特金、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各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总参谋部的几位高级军官，以及负责非洲事务的几名同志，全都接到了通知。
通知上没有写会议内容，只说“紧急，请务必出席”。
进门的时候，每个人都看见韦格纳的脸色。
那张平时总是带着温和笑容、即使在争论中也很少愠怒的脸，此刻紧绷着，嘴角下撇，眉心的皱纹比往常深了几分。
没有人敢问。
也没有人敢说话。
放映室里的灯光灭了。
韦格纳站起来，走到幕布旁边，手里捏着一份薄薄的文件夹。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想让你们看一样东西。”
“从非洲来的。乌班吉沙立，法属赤道非洲。
我们的同志在那里，和法国同志一起，帮助当地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本来不想放这个。……算了。”
韦格纳没有说下去。
停了几秒，把手里的文件夹放在桌上，转身对放映员点了点头。
银幕亮了。画面从黑白变成灰白的影像，摇晃着，对焦不准，像是在一架简陋的摄像机镜头后面，有一只不太熟练的手。
第一个画面是班吉人民委员会门前的石阶，阳光很烈，石阶上有一摊深色的污渍。
镜头拉近，污渍的边缘已经开始发干，颜色从殷红变成了暗褐。是血。
放映室里没有人说话。银幕上出现了用打字机打出的白色字幕，那是翻译加上去的：
“姆班吉袭击事件。遇难者：弗里茨·施耐德，德国，二十四岁，农业技术员。”
韦格纳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一下，声音很轻，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听见了。
银幕上的画面切到了丛林里。摇晃的，模糊的，像是有人举着摄像机在跑。
然后画面稳定下来。
一间用木板和棕榈叶搭成的棚子里，几个人被反绑着手，蹲在地上。
有人穿着灰色的短袖衬衫，有人穿着褪色的蓝布工装，有人光着上身。
镜头扫过他们的脸，有人低着头，有人闭着眼睛，有人望着镜头。
有一个年轻的白人，穿着白衬衫，衣领上全是血。他垂着头，看不清脸。
旁边同样被绑着的同伴在低声说着什么。
镜头继续移动。另一个白人，约莫三十岁上下，满脸是血，但抬着头，目光直视镜头。
字幕打出一行字：“汉斯·韦伯，德国，三十二岁，机械工程师。”
画面里有人在问话，听不清问什么，但汉斯的嘴唇在动。
镜头切走了，再切回来的时候，汉斯倒在地上，蜷缩着，有人穿着军用皮靴在踢他。
韦格纳坐在第一排，一动不动。
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银幕，瞳孔里映着那些黑白交织的、摇晃的、模糊的影像。
施密特侧过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银幕上出现了萨莱的脸。
他面对镜头，嘴里说着什么。字幕一行一行地跳出来。
“你们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预备成员。预备？谁要你们批准？”
“非洲不是你们的预备队，非洲不是你们的试验扬，非洲不是你们用来对抗英美的棋盘！”
“韦格纳？他不过是运气好。换你坐那个位置，你也行。”
“法国共产党呢？他们干了什么？趁着巴黎乱成一锅粥，捡了个现成的政权。然后呢？回头对非洲说——你们是预备成员。”
克朗茨的拳头攥紧了，指节咯咯作响。
台尔曼面无表情，但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银幕上又切回了丛林。
汉斯的声音从摄像机外传来，听不清说什么，但字幕一行一行地跳。
然后萨莱又出现在画面里，冷冷地笑着，说着那些关于“剥削”、“新殖民主义”、“欧洲人的遮羞布”的话。
韦格纳突然站起来。
椅子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响声。
放映室里所有人都看向他，但他没有看任何人。他转过身背对着银幕，站在那里，肩膀微微起伏，像是在努力压制着什么。
施密特也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话，韦格纳没有回应，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了出来。
施密特扶着韦格纳的手臂，把他轻轻按回椅子上。
不错。
土地应该归耕种它的人，这是韦格纳同志在德国推行土地改革时就确立的原则。
但你问过姆班吉的农民吗？他们想不想要你这样的救世主？
他们想要的是种子、化肥、农具，是能让孩子上学的学校，是能看得起病的医院。
这些东西，人民委员会在给。你在给什么？
你在给枪、给仇恨、给分裂。
你烧了他们的粮仓，抢了他们的卡车，打伤他们的干部。
你这不是在解放非洲，你是在毁掉非洲。”
他的目光直视萨莱。
“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萨莱沉默了很久。
“读过。在巴黎的时候。”
“那你还记得那句话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不是全世界非洲人联合起来，不是全世界黑人联合起来，是全世界无产者。
不分肤色，不分国籍，不分语言。
因为剥削者没有祖国，被剥削者也没有祖国。
你的敌人不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不是白人。
你的敌人是剥削制度——法国的资本家、德国的资本家、非洲的奴隶主资本家，他们才是同一个阶级。
你以为你在为非洲独立而战，实际上你在替谁呢？
你在替英美的资本家们而战。
他们在伦敦、在纽约喝着威士忌，看着你在这片土地上放火、杀人、制造分裂。
你越乱，他们越高兴。
因为他们最怕的，不是非洲独立，是非洲联合起来，和欧洲、亚洲、美洲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汉斯说到这里，闭上了眼睛。额头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
“你说你不相信国际主义。
没关系。
国际主义不需要你相信。它在做，在证明。
在西班牙，德国人和法国人并肩作战。
在意大利，苏联人和德国人一起冲锋。
在非洲，我们德国人——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是以同志的身份——来和你们一起修路、建学校、培养干部。
我们来了，不是为了取代法国人，是为了帮助你们有能力自己站起来。
等到那一天，我们就会离开。
这就是国际主义。不是施舍，是团结。”
萨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说完了？”他的声音有些干涩。
“说完了。”
萨莱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出了医疗棚，走到门口的时候，萨莱停了一下，背对着汉斯。
“别再跟我提什么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欧洲人的遮羞布。
你们联合起来剥削我们，然后管这叫团结。去他妈的团结。”
过了几天，萨莱开始用某不知名英国人援助的摄像机开始拍摄被俘虏的人们的状态，他先是又把俘虏们打了一顿，然后开始挨个录像。
配合的就下手轻一点，不配合的就继续毒打一顿，那个被打晕过去的德国青年教师终究还是在这种没有丝毫人权的毒打之下牺牲了。
录制完毕之后，萨莱把录像带翻来覆去地看。
画质不算清晰，但能辨认出人脸和动作。
看完没什么大问题，萨莱就把录像带装进防水袋，递给送信人。
“送到班吉去。
交给那边的人民委员会。
告诉他们，这是我的条件：
第一，法国人从乌班吉沙立撤军，所有法国顾问必须在限期内离开。
第二，解散人民委员会，成立临时政府，一年内举行自由选举——白人不能参选，一个都不行。
第三，承认黑非洲独立联盟为非洲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这三条，一条都不能少。”
当天夜里，人民委员会主席恩加伊在班吉收到了录像带。
他和拉莫尔在办公室看完一遍，又放了一遍，两个人的脸色都很沉。
恩加伊把带子倒回去，停在萨莱说“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那一段，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然后关掉了机器。
“……这两个德国教师，是什么时候来的？”
恩加伊的声音很轻。
拉莫尔的回答也很轻。
“两个月前。通过柏林的一个支教项目派来的，两个人都是德共党员。
汉斯的专业是机械维修，弗里茨刚满二十四，学的是农业。
他们是来做技术支援的，不是来打仗的。
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冲出来救人，没有武器，赤手空拳。
汉斯的头部被枪托打中昏了过去。弗里茨也是如此，刚刚我们审问过了过来送信的那个人，那人说应该是弗里茨已经被毒打牺牲了。”
拉莫尔把录像带从机器里取出来，装回防水袋。
“这份录像，连同今天的汇报，我已经连夜派人送往巴黎。
也会转一份去柏林。”
几天之后，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地下放映室。
这间屋子平时很少用。
偶尔放一些战地纪录片，或者从国外来的新闻胶片，供少数几个负责同志审阅。
能坐满的时候不多，今天却坐满了。
韦格纳一个人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烟灰缸里的烟蒂堆了浅浅一层。
门开了，施密特走进来。他看见韦格纳坐在黑暗里的背影，脚步顿了一下，然后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没有说话。
人陆续到齐。克朗茨、台尔曼、蔡特金、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各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总参谋部的几位高级军官，以及负责非洲事务的几名同志，全都接到了通知。
通知上没有写会议内容，只说“紧急，请务必出席”。
进门的时候，每个人都看见韦格纳的脸色。
那张平时总是带着温和笑容、即使在争论中也很少愠怒的脸，此刻紧绷着，嘴角下撇，眉心的皱纹比往常深了几分。
没有人敢问。
也没有人敢说话。
放映室里的灯光灭了。
韦格纳站起来，走到幕布旁边，手里捏着一份薄薄的文件夹。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想让你们看一样东西。”
“从非洲来的。乌班吉沙立，法属赤道非洲。
我们的同志在那里，和法国同志一起，帮助当地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本来不想放这个。……算了。”
韦格纳没有说下去。
停了几秒，把手里的文件夹放在桌上，转身对放映员点了点头。
银幕亮了。画面从黑白变成灰白的影像，摇晃着，对焦不准，像是在一架简陋的摄像机镜头后面，有一只不太熟练的手。
第一个画面是班吉人民委员会门前的石阶，阳光很烈，石阶上有一摊深色的污渍。
镜头拉近，污渍的边缘已经开始发干，颜色从殷红变成了暗褐。是血。
放映室里没有人说话。银幕上出现了用打字机打出的白色字幕，那是翻译加上去的：
“姆班吉袭击事件。遇难者：弗里茨·施耐德，德国，二十四岁，农业技术员。”
韦格纳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一下，声音很轻，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听见了。
银幕上的画面切到了丛林里。摇晃的，模糊的，像是有人举着摄像机在跑。
然后画面稳定下来。
一间用木板和棕榈叶搭成的棚子里，几个人被反绑着手，蹲在地上。
有人穿着灰色的短袖衬衫，有人穿着褪色的蓝布工装，有人光着上身。
镜头扫过他们的脸，有人低着头，有人闭着眼睛，有人望着镜头。
有一个年轻的白人，穿着白衬衫，衣领上全是血。他垂着头，看不清脸。
旁边同样被绑着的同伴在低声说着什么。
镜头继续移动。另一个白人，约莫三十岁上下，满脸是血，但抬着头，目光直视镜头。
字幕打出一行字：“汉斯·韦伯，德国，三十二岁，机械工程师。”
画面里有人在问话，听不清问什么，但汉斯的嘴唇在动。
镜头切走了，再切回来的时候，汉斯倒在地上，蜷缩着，有人穿着军用皮靴在踢他。
韦格纳坐在第一排，一动不动。
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银幕，瞳孔里映着那些黑白交织的、摇晃的、模糊的影像。
施密特侧过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银幕上出现了萨莱的脸。
他面对镜头，嘴里说着什么。字幕一行一行地跳出来。
“你们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预备成员。预备？谁要你们批准？”
“非洲不是你们的预备队，非洲不是你们的试验扬，非洲不是你们用来对抗英美的棋盘！”
“韦格纳？他不过是运气好。换你坐那个位置，你也行。”
“法国共产党呢？他们干了什么？趁着巴黎乱成一锅粥，捡了个现成的政权。然后呢？回头对非洲说——你们是预备成员。”
克朗茨的拳头攥紧了，指节咯咯作响。
台尔曼面无表情，但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银幕上又切回了丛林。
汉斯的声音从摄像机外传来，听不清说什么，但字幕一行一行地跳。
然后萨莱又出现在画面里，冷冷地笑着，说着那些关于“剥削”、“新殖民主义”、“欧洲人的遮羞布”的话。
韦格纳突然站起来。
椅子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响声。
放映室里所有人都看向他，但他没有看任何人。他转过身背对着银幕，站在那里，肩膀微微起伏，像是在努力压制着什么。
施密特也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话，韦格纳没有回应，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了出来。
施密特扶着韦格纳的手臂，把他轻轻按回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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