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颇比许元想的还要挤。
这座城是石头垒的，灰白色的石块一层摞一层，最底下那层已经发黑，摸上去有油腻腻的手感——几百年的烟熏火燎，石头都浸透了。
街巷窄，两个人并肩走都得侧身，碰上有驴驮货的，行人就得贴墙让路。
空气里是孜然、羊膻和一种说不上来的甜腐味，混在一起往鼻子里钻，躲不掉。
进城前一天，许元在城外二十里的一处破败驿站把人分了。大队留下，薛仁贵挑了两个最机灵的兵带上，其余人跟着程处弼驻在驿站里。
程处弼不干了。“凭什么我留下？”
“你长一张关中脸，往阿勒颇街上一站，写着唐人两个字。”
程处弼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他知道许元说的是实话。他五官太硬了，颧骨高，眉骨重，再怎么裹头巾都遮不住。薛仁贵也不好到哪去，但薛仁贵瘦，颊骨没那么突，低着头混在人堆里还能凑合。
“我把胡子留出来——”
“三天长不出来。”
程处弼被噎了一下，跺了跺脚，没再争。
最终进城三个人。
许元穿了身波斯商人常穿的窄袖暗纹袍，头上缠了块灰蓝色的布巾，只露出眼睛和鼻子。他皮肤本来就不算白，被一路上的日头晒过之后，跟本地的波斯人倒真有五六分像。
对外的说法是药材商，从呼罗珊过来的，要在阿勒颇收一批藏红花转卖到大马士革。
薛仁贵和另外一个叫陈五的兵扮随从，走在后头，隔了两步远。
头一天花在摸路上。
阿勒颇的市集在城西，沿着一条坡道往下走，两边全是铺子，铺子前面支着棚子，棚子下面挂着货。布匹、铜器、皮货、香料、干果，什么都有。
摊贩吆喝的声音在窄巷里撞来撞去，嗡嗡的。
许元在市集里走了一个来回。快走到坡道尽头的时候，他闻到了藏红花的味儿。
铺子缩在两家铜匠铺子中间，门脸矮，招牌用阿拉伯文写的，木板子上的漆剥了大半。
门半开着，里头黑洞洞的，看不清楚。
他没进去。
第二天让薛仁贵去的。
薛仁贵摘了腰刀，换了件脏兮兮的短褐，袖子挽到肘上，进了铺子。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小包藏红花，用油纸裹的。
“里头就一个伙计，本地人，年纪不大，二十出头。”薛仁贵把藏红花塞进袖子里，嘴唇不怎么动，声音压得很低，“我问掌柜的在不在，他说出门了，三五天回来。我问去哪儿了，他不说。”
“铺子里还有别人没有？”
“后院有动静。有人在院子里晒东西，脚步声，一个人的。”
许元点了点头，拐进了铺子对面的一条岔巷。
巷子往里走十几步，左手边有家茶馆。说是茶馆，其实就是一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面摆了几张矮桌，桌上放着铜壶和杯子。老板是个秃顶的叙利亚老头，说一口带口音的波斯语。
许元挑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
这个位子正对着巷口，透过巷口能看见对面坡道上的铺子——门脸、半开的门、门口台阶上蹲着晒太阳的野猫，都在视线里。
他要了一壶茶。
坐了一整天。
茶续了四壶。老板看他的眼神从客气变成了疑惑，又从疑惑变成了不在乎——只要给钱就行。
薛仁贵和陈五轮班，一个在巷子口蹲着，一个回驿站报信。程处弼第二天派人送了口信，就一句话：驿站东边有驻军巡查，问过一次。
许元看完把纸条撕碎了扔进茶壶里。
第三天。
下午。太阳过了屋顶，阴影从坡道的西边爬到东边。铺子门口那只野猫跑了，换了一条瘸腿的黄狗趴在台阶上。
许元还在喝茶。
铜壶里的水已经没什么味了，跟白水差不多。老板过来问要不要换新的。许元摇头，往桌上多放了一枚铜钱。
老板收了钱，不再过来了。
傍晚。
日影拉得老长，坡道上行人稀了。收摊的收摊，关门的关门，铜匠铺子的伙计把挂在外头的铜壶铜盘往屋里搬，叮叮当当响了好一阵。
一个人从坡道下方走上来。
中等身量，走路的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踩的位置都很准，不踩石缝，不踩积水。
灰褐色的袍子，头巾缠得松，露出半张脸。短须，两颊瘦削，右眼角往下拉了一道疤，旧伤，愈合多年，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
许元的手搁在桌上没动。
那个人走到铺子门口，掏出钥匙。黄狗让开了。他推了一下门，门往里开了一半。
他没进去。
左脚迈上门槛，身子已经侧进门框了，忽然停了，回头往坡道下方看了一眼。
那一眼很短，不到一息的工夫。但许元看出来了——不是随意的回望，那是确认。确认有没有人跟着。
一个在外头藏了二十年的人，进自己的铺子之前先往身后看一眼。
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沈鹤年看的方向——坡道下方，靠南侧的墙根底下——有一个卖水果的小贩。挑子搁在地上，筐里摆着几颗石榴，干瘪的，不像是能卖出去的成色。
小贩本人蹲在挑子后头，脑袋低着。
这个人许元见过。
第一天来摸路的时候，这人在坡道上头。第二天薛仁贵去买藏红花的时候，这人在坡道中段。今天，第三天，他挪到了坡道下头。
三天，三个位置，但和铺子的距离始终没超过三十步。
沈鹤年回完头，进了铺子，门关上了。
坡道下方，那个卖石榴的人站起来，收了挑子，往南边巷子里拐进去。走的时候左手提着扁担，右手空着——空着的那只手始终没有离开过腰间。
许元端起茶杯，杯里已经没什么茶了，就剩个底儿。他把杯子放下来，往桌上搁了几枚铜钱，站起来走了。
出了巷子没有往铺子方向去。他拐了个弯，往北边绕了一圈，回到和薛仁贵约好的碰头地方——城北角一座废弃的小清真寺，墙塌了一面，里头长满了草。
薛仁贵已经在了。
“沈鹤年回来了。”许元蹲下来，在地上捡了根树枝，画了一条线——坡道，画了个方块——铺子，又在铺子下方点了个点。
“有人盯着他。”
这座城是石头垒的，灰白色的石块一层摞一层，最底下那层已经发黑，摸上去有油腻腻的手感——几百年的烟熏火燎，石头都浸透了。
街巷窄，两个人并肩走都得侧身，碰上有驴驮货的，行人就得贴墙让路。
空气里是孜然、羊膻和一种说不上来的甜腐味，混在一起往鼻子里钻，躲不掉。
进城前一天，许元在城外二十里的一处破败驿站把人分了。大队留下，薛仁贵挑了两个最机灵的兵带上，其余人跟着程处弼驻在驿站里。
程处弼不干了。“凭什么我留下？”
“你长一张关中脸，往阿勒颇街上一站，写着唐人两个字。”
程处弼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他知道许元说的是实话。他五官太硬了，颧骨高，眉骨重，再怎么裹头巾都遮不住。薛仁贵也不好到哪去，但薛仁贵瘦，颊骨没那么突，低着头混在人堆里还能凑合。
“我把胡子留出来——”
“三天长不出来。”
程处弼被噎了一下，跺了跺脚，没再争。
最终进城三个人。
许元穿了身波斯商人常穿的窄袖暗纹袍，头上缠了块灰蓝色的布巾，只露出眼睛和鼻子。他皮肤本来就不算白，被一路上的日头晒过之后，跟本地的波斯人倒真有五六分像。
对外的说法是药材商，从呼罗珊过来的，要在阿勒颇收一批藏红花转卖到大马士革。
薛仁贵和另外一个叫陈五的兵扮随从，走在后头，隔了两步远。
头一天花在摸路上。
阿勒颇的市集在城西，沿着一条坡道往下走，两边全是铺子，铺子前面支着棚子，棚子下面挂着货。布匹、铜器、皮货、香料、干果，什么都有。
摊贩吆喝的声音在窄巷里撞来撞去，嗡嗡的。
许元在市集里走了一个来回。快走到坡道尽头的时候，他闻到了藏红花的味儿。
铺子缩在两家铜匠铺子中间，门脸矮，招牌用阿拉伯文写的，木板子上的漆剥了大半。
门半开着，里头黑洞洞的，看不清楚。
他没进去。
第二天让薛仁贵去的。
薛仁贵摘了腰刀，换了件脏兮兮的短褐，袖子挽到肘上，进了铺子。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小包藏红花，用油纸裹的。
“里头就一个伙计，本地人，年纪不大，二十出头。”薛仁贵把藏红花塞进袖子里，嘴唇不怎么动，声音压得很低，“我问掌柜的在不在，他说出门了，三五天回来。我问去哪儿了，他不说。”
“铺子里还有别人没有？”
“后院有动静。有人在院子里晒东西，脚步声，一个人的。”
许元点了点头，拐进了铺子对面的一条岔巷。
巷子往里走十几步，左手边有家茶馆。说是茶馆，其实就是一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面摆了几张矮桌，桌上放着铜壶和杯子。老板是个秃顶的叙利亚老头，说一口带口音的波斯语。
许元挑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
这个位子正对着巷口，透过巷口能看见对面坡道上的铺子——门脸、半开的门、门口台阶上蹲着晒太阳的野猫，都在视线里。
他要了一壶茶。
坐了一整天。
茶续了四壶。老板看他的眼神从客气变成了疑惑，又从疑惑变成了不在乎——只要给钱就行。
薛仁贵和陈五轮班，一个在巷子口蹲着，一个回驿站报信。程处弼第二天派人送了口信，就一句话：驿站东边有驻军巡查，问过一次。
许元看完把纸条撕碎了扔进茶壶里。
第三天。
下午。太阳过了屋顶，阴影从坡道的西边爬到东边。铺子门口那只野猫跑了，换了一条瘸腿的黄狗趴在台阶上。
许元还在喝茶。
铜壶里的水已经没什么味了，跟白水差不多。老板过来问要不要换新的。许元摇头，往桌上多放了一枚铜钱。
老板收了钱，不再过来了。
傍晚。
日影拉得老长，坡道上行人稀了。收摊的收摊，关门的关门，铜匠铺子的伙计把挂在外头的铜壶铜盘往屋里搬，叮叮当当响了好一阵。
一个人从坡道下方走上来。
中等身量，走路的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踩的位置都很准，不踩石缝，不踩积水。
灰褐色的袍子，头巾缠得松，露出半张脸。短须，两颊瘦削，右眼角往下拉了一道疤，旧伤，愈合多年，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
许元的手搁在桌上没动。
那个人走到铺子门口，掏出钥匙。黄狗让开了。他推了一下门，门往里开了一半。
他没进去。
左脚迈上门槛，身子已经侧进门框了，忽然停了，回头往坡道下方看了一眼。
那一眼很短，不到一息的工夫。但许元看出来了——不是随意的回望，那是确认。确认有没有人跟着。
一个在外头藏了二十年的人，进自己的铺子之前先往身后看一眼。
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沈鹤年看的方向——坡道下方，靠南侧的墙根底下——有一个卖水果的小贩。挑子搁在地上，筐里摆着几颗石榴，干瘪的，不像是能卖出去的成色。
小贩本人蹲在挑子后头，脑袋低着。
这个人许元见过。
第一天来摸路的时候，这人在坡道上头。第二天薛仁贵去买藏红花的时候，这人在坡道中段。今天，第三天，他挪到了坡道下头。
三天，三个位置，但和铺子的距离始终没超过三十步。
沈鹤年回完头，进了铺子，门关上了。
坡道下方，那个卖石榴的人站起来，收了挑子，往南边巷子里拐进去。走的时候左手提着扁担，右手空着——空着的那只手始终没有离开过腰间。
许元端起茶杯，杯里已经没什么茶了，就剩个底儿。他把杯子放下来，往桌上搁了几枚铜钱，站起来走了。
出了巷子没有往铺子方向去。他拐了个弯，往北边绕了一圈，回到和薛仁贵约好的碰头地方——城北角一座废弃的小清真寺，墙塌了一面，里头长满了草。
薛仁贵已经在了。
“沈鹤年回来了。”许元蹲下来，在地上捡了根树枝，画了一条线——坡道，画了个方块——铺子，又在铺子下方点了个点。
“有人盯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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