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州，新冯翊工地东北角，编号“丙字区”的临时“医棚”。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草药苦涩味，混杂着伤口的腥气、脓血的恶臭，以及石灰水刺鼻的气息。这里与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仅有一道稀疏的荆篱相隔，却是另一个无声而残酷的战场。
几座用粗木和芦席搭起的长棚，便是“医棚”的主体。棚内光线昏暗，地上铺着厚厚的、撒了石灰的干草，上面或躺或坐，挤满了伤病员。断腿的、折臂的、被重物砸伤躯干的、伤口感染溃烂的、高热不退咳嗽不止的……**声、咳嗽声、压抑的哭泣声不绝于耳。有限的几位郎中和他们的学徒，以及几十名经过简单培训的、被称为“护工”的灾民妇女，在其中穿梭忙碌，清洗伤口，敷药包扎，喂水喂药，忙得脚不沾地，人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
这就是大灾之后，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真实写照。瘟疫的潮头虽被隔离、消毒、焚烧掩埋等严厉措施暂时遏制，但伤患的救治、后续的疾病预防、以及无数灾民在恶劣环境下必然出现的大量常见病，依然是悬在所有人头上的利剑。原有的民间郎中或死或逃，药材奇缺，而传统的、以家族或师徒相传、分散行医的医疗模式，在如此大规模的灾难面前，显得杯水车薪，力不从心。
医棚一角，用几块破木板隔出的“诊室”里，李瑾正蹲在地上，仔细查看一个少年腿上的伤口。那是几天前搅拌水泥时，不慎被落石砸中，当时只是皮开肉绽，简单包扎了事。如今却已红肿发亮，边缘泛黑，散发着不祥的臭味，少年也发着高烧，神志模糊。
“是坏疽。” 旁边，一位年约五旬、面容清癯、胡须花白的葛衣老者，用一块煮过的麻布垫着手，轻轻按压伤口周围，眉头紧锁。他是孙思邈的再传弟子，姓陈，是朝廷从京中太医署紧急派来支援的医官之一，也是此地医术最高、经验最丰富的人。“脓毒内侵，怕是……要截肢。”
“截肢？” 旁边少年的母亲，一个憔悴的妇人，闻言如遭雷击，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医官老爷！求求您！救救他！不能截啊！截了腿，他这辈子就废了！我们家就这一个男丁了啊！”
陈医官面露不忍，但更多的是无奈。条件太差了。没有足够的清创工具，没有有效的抗邪毒（抗生素）药物，甚至连干净的白布、煮开的水都常常短缺。面对这种严重感染，他能做的极其有限。截肢，是保住性命的最后手段，但成功率也不高，且术后感染风险极大。
李瑾盯着那溃烂的伤口，脑海中闪过前世关于外伤感染、清创、消毒的零碎知识。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胃部，沉声道：“陈医官，可否让我一试？”
陈医官一愣，看向这位年轻得过分、却已在灾区创下无数奇迹的“格物亲王”，犹豫道：“殿下千金之躯，此地污秽……且这坏疽之症，凶险异常，老朽实无把握……”
“无妨。” 李瑾摆摆手，对身后的杜衡道：“去，取我让准备的东西来。再提一桶新烧开、放温的盐水。另外，找两个手稳、胆大、不怕见血的护工来。”
很快，杜衡取来一个木匣。李瑾打开，里面是几样让匠人按他要求打造的东西：几把不同尺寸、打磨得极其锋利的小刀、小剪、镊子，形状古怪，但看得出是用于精细操作的；几卷用沸水煮过、又在太阳下暴晒过的洁白棉布（这是他让商队从南方紧急调运来的，比麻布柔软细密）；几个小瓷瓶，里面装着高度蒸馏过的、被他命名为“酒精”的烈酒，以及用多种抗菌草药浓缩提取的、颜色可疑的药液；还有一包用油纸小心包裹的、雪白的“棉线”，同样经过蒸煮暴晒。
他又让人搬来一张用沸水反复擦洗过的简易木台，铺上煮过的白布。然后，在众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中，他用“酒精”仔细清洗了自己的双手，又让小刀、剪子、镊子在酒精灯（一种改良过的、可以调节火焰的油灯）的火焰上灼烧。
“把他抬上来，按住。” 李瑾的声音冷静得近乎冷酷。
少年被抬上木台，几个胆大的护工在陈医官的指挥下，死死按住他挣扎的身躯。李瑾用蘸饱“酒精”的白布，仔细擦拭伤口周围大片的皮肤，然后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在陈医官和周围人倒吸冷气的声音中，果断地切开了肿胀发黑的伤口！
黑红色的脓血和腐肉涌出，恶臭扑鼻。李瑾面不改色，用镊子夹着煮过的棉团，蘸着温盐水，仔细清洗创腔内部，刮除肉眼可见的坏死组织和脓苔。动作虽然生疏，甚至有些颤抖，但步骤清晰，毫不拖泥带水。每清理一部分，就用新的、蘸了“酒精”或草药提取液的白布擦拭消毒。他前世并非医生，只是在野外生存和军事历史爱好中学过一些最基础的外伤处理原则：清创要彻底，异物要清除，引流要通畅，消毒要严格。
陈医官起初看得心惊肉跳，这手法与任何医书所载、师徒所传皆不相同，近乎“酷烈”。但看着李瑾将那可怕的黑色腐肉一点点清除，露出下面虽然红肿但颜色相对正常的组织，看着他用特制的、弯弯的针（也是让铁匠特制的，近似缝合针）穿着那“棉线”，将几处较深的创口小心翼翼地缝合起来以利愈合，他的眼神从惊疑渐渐变为专注，再到若有所思。
“殿下……您这清创之法，似与《千金方》中‘去腐生肌’之理暗合，然更为……更为彻底。这线……竟可缝于皮肉之内？” 陈医官忍不住问道。
“腐肉不去，新肉不生。脓毒不除，邪气内陷。” 李瑾一边用最后一块蘸了草药提取液的白布覆盖在缝合好的伤口上，用干净的棉布绷带仔细包扎好，一边解释道，“这线经过蒸煮暴晒，又以药液浸泡，较为洁净，留在体内，可被慢慢吸收，或待伤口愈合后拆掉。总比让伤口敞着，反复感染要好。” 他其实也不确定这时代的“棉线”能否被吸收，但总比用头发、丝线或者干脆不缝合要好。
处理完伤口，他又看了看少年苍白的面孔和高烧的红晕。“高热不退，是体内有毒。需用猛药清热解表，退热为先。” 他看向陈医官，“陈医官，您看用何方剂为宜？我那里还有些提炼过的‘柴胡’、‘黄芩’浸膏，或许见效快些。”
陈医官此时已对李瑾刮目相看，这年轻的殿下，不仅懂营造、懂水利，竟对医理、尤其是这外伤处置，也有如此独到（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的见解和手段。他连忙拱手：“殿下所虑极是。老朽这就开方，以白虎汤加减，重用石膏、知母，辅以殿下提炼之药，双管齐下。”
接下来的几天，李瑾每日都来查看这少年。令人惊奇的是，在服用汤药、伤口每日用“酒精”和草药液清洗换药后，少年的高热竟真的慢慢退去，虽然人还很虚弱，但那条原本注定要失去的腿，虽然依旧肿胀，但颜色却在好转，流出的脓液也渐渐变得清亮。这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奇迹”！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营地。更多的人将信将疑地将重伤患送到医棚，希望得到“殿下亲传”的治疗。李瑾自然不可能亲力亲为，但他将陈医官和几位有悟性的学徒、护工召集起来，结合自己有限的知识和陈医官等传统郎中的丰富经验，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外伤和常见热症的简易处理规程：包括伤口清洁消毒的步骤（沸水、盐水、酒精、特定草药煮水）、简单清创缝合的技巧、不同症状对应的基础方剂、以及最重要的——隔离、煮沸、暴晒、洗手等基础的卫生防疫观念。
他开始在营地内强制推行更严格的卫生制度：划定专门的污物处理区，深挖坑掩埋；要求所有病患和护工尽可能佩戴口罩（用多层棉布简单缝制）；饮用水必须煮沸；接触病患或污物后必须用“药水”（稀释的草木灰水或草药水）洗手；伤病员的衣物、被褥要定期煮沸晾晒……这些措施，结合之前就推行的隔离和尸体处理，有效地遏制了瘟疫的再次爆发，普通伤患的死亡率也开始显著下降。
但李瑾的眉头并没有舒展。他看着医棚里依旧拥挤的病患，看着陈医官等人疲惫不堪却依旧捉襟见肘的身影，看着营地外那数十万缺医少药、一旦生病就只能听天由命的灾民，一个更宏大、也更艰难的念头，在他心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迫切。
长安，紫宸殿。
“……同州大疫虽暂遏，然伤病者众，医药匮乏，民有疾而无处求医，有医而无力遍施。此非独同州一隅之患，实乃天下通病也！”
李瑾的声音通过加急奏报，清晰地呈现在武则天和几位核心重臣面前。他详细描述了同州“医棚”的运作、取得的成效、面临的困境，以及他总结出的那套“战时医疗规程”。然后，笔锋一转，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
“……儿臣以为，经此大灾，可见民间疾疫，实为国之大患。每逢灾荒、战乱，死者非尽死于灾、死于兵，泰半死于后续之疫、之伤、之病。盖因医药不举，救治无门。传统医者，或隐于山林，或散于市井，师徒私相授受，良莠不齐，且多秘其方术，难以广济苍生。一旦遇大灾大疫，则杯水车薪，徒呼奈何。”
“故儿臣斗胆进言，当借此灾后重建、百废待兴之机，于州县广设官立医馆，建立覆盖天下之医疗救助体系！”
奏报中，他详细阐述了构想：
一、改组、扩充太医署。将现有主要为皇室、贵族服务的太医署，扩充职能，升格为“太医院”，下设“医学堂”、“药局”、“疫病防治司”等部门。医学堂面向天下招收有志学医之良家子弟，系统传授医学知识（包括基础解剖、生理、病理、本草、方剂，并引入“消毒”、“隔离”等新理念），编纂、刊行统一医典，建立考核颁证制度，培养合格医师。药局负责药材的种植、收购、炮制、储存、研发新药，并制定标准，保证药材质量。疫病防治司则专司全国疫情监测、上报、防控指导。
二、建立州县乡三级医馆网络。在长安、洛阳设立“中央医院”，各道治所设立“道立医院”，各州设立“州立医馆”，各县设立“县立医馆”，在人口稠密的多、镇，酌情设立“乡间医所”。各级医馆隶属地方官府，但业务上受太医院指导。医馆建筑需符合一定标准（通风、采光、分区），配备基本器械、常备药材。医师由医学堂培养并考核分配，或招募民间合格医者，授予官职俸禄。
三、推行“基础医疗”与“防疫公卫”制度。官立医馆除诊治疾病，更肩负防疫、检疫、卫生宣教之责。定期发布时疫预警，指导地方清洁水源、处理污物、灭杀蚊蝇鼠蚤。推行“种痘”（李瑾在奏报中含糊提及“预防天花之法”，未敢详言牛痘）等预防手段。对贫苦百姓、灾民、孤寡，实行医药减免或免费政策，经费由朝廷拨款、地方筹措、富户捐赠等多渠道解决。
四、鼓励医药研究与交流。设立“格物院医科”，招募精通医理、药学之士，结合“格物”之法，研究病理、药理，改进医疗器具（如他正在让人试制更精密的“听诊器”、“注射器”雏形、改进手术刀具），提纯药物成分。鼓励各方医者交流心得，破除门户之见，将有效验方编入官修医书，造福天下。
奏报最后，李瑾写道：“……此非一时之策，实为长治久安、固本强民之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之健康，乃国力之根本，盛世之基石。设立医馆，看似耗费钱粮，然可减少民众因病致贫、因疫丧乱，可保丁壮、增户口、促生产，实乃一本万利之长远投资。且可收拢天下医者，规范医药，遏制巫蛊邪术，教化民众，移风易俗，其利甚巨……”
武则天看罢，久久不语。殿中狄仁杰、韦待价等人，更是面面相觑，都被这庞大到近乎异想天开的计划震撼了。建立覆盖全国的官立医馆体系？这可比营建新长安、重修水利纲，更加触及根本，更加复杂，也必将触动更多、更顽固的利益和观念！
“陛下，” 户部侍郎首先出列，脸色发苦，“相王殿下仁心，体恤民瘼，臣等感佩。然则，天下州县千余，若遍设医馆，每馆需营建馆舍，购置器械药材，聘请医师药工，日常维持所耗几何？更遑论对贫者施药免费！此乃无底之渊也！关中甫定，国库空虚，各地皆需赈济，实无余力再行此……此旷古未有之善政啊！” 他几乎要将“劳民伤财”四个字说出口了。
“陛下，” 礼部一位官员也皱眉道，“医药之事，关乎生死，素为天道所司，医者所掌。民间疾苦，自有医者悬壶，富者施药，此乃常情。朝廷设馆施诊，固然是仁政，然则，是否干预过甚？且医师授官，恐开幸进之门，淆乱官制。医药标准，亦难统一，各地水土不同，病症各异，岂可一概而论？更有那‘种痘’之说，闻所未闻，岂能以万民之身为试验？”
“陛下，相王殿下于同州防疫治伤，确有奇效，然那乃战时应急之法，不可推之天下常态。” 另一位官员补充道，“且医道精微，关乎人命，非有多年浸淫、名师指点不可。若设‘医学堂’速成培养，恐所学粗浅，庸医害人，反为不美。不若加强现有太医署，令其多编医书，广颁天下，教导民间医者，或更稳妥。”
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核心无非三点：钱从哪里来？官府该不该管这么细、这么深？速成的医师靠不靠谱？
武则天耐心听着，直到反对声浪稍歇，她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沉重的力量：“诸卿所虑，皆有道理。遍设医馆，所费不赀；官府涉医，史无前例；培养医者，亦非易事。然则——”
她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诸卿可还记得，去岁关中地动，黄河溃决，随之而来之大疫，死者几何？十之二三！这十之二三中，又有多少，本可不死？若有一处官立医馆，有常备之药，有值守之医，有防疫之方，可能多活一人？十人？百人？千人？”
她顿了顿，语气更加沉痛：“朕每每思之，夜不能寐。天灾难防，然人祸可减。疫病如虎，噬我子民。朝廷设州县，置百官，所为何来？不正是为了保境安民？民有饥，朝廷开仓赈济；民有冤，朝廷设衙断案；民有乱，朝廷派兵征讨。何以民有疾，朝廷反不能设馆救治？难道百姓之生死病痛，便只能听天由命，或求诸鬼神巫祝乎？”
“至于钱粮，” 武则天目光转向户部侍郎，“同州‘以工代赈’，‘工程债券’之法，或可参详。医馆营建，可募民夫，以工代赈。日常用度，可由州县公廨田收入、市税抽成、及富户捐赠中，划出专项。对贫者施药，可定额补贴，或令其以徭役相抵。长安、洛阳等大城，可对富人诊病收取诊金，以补不足。开源节流，总能想出法子。难道因耗费巨大，便坐视子民因病而亡，因疫而殁？”
“医道精微，自当谨慎。” 她又看向礼部官员，“正因其精微，关乎人命，朝廷更应负起责任，加以规范、引导、扶持。太医署改制太医院，设医学堂，正是要正本清源，培养良医，摒弃庸巫。编纂统一医典，制定药材标准，正是要去芜存菁，保证药效。此非干预，实为匡扶。至于‘种痘’等新法，” 她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似乎想到了李瑾奏报中提及的那些“格物”手段在同州的神奇效果，“可先于太医署内，谨慎验证，确有效验，再行推广。李瑾在同州，以‘格物’之法，清创消毒，救回多少本应截肢丧命之人？可见，医道亦需与时维新，不可固步自封。”
武则天一席话，有理有据，更带着帝王的决断和一份深切的、或许源于自身对生命与健康之重视的共情，将大部分反对意见压了下去。她并非不知其中艰难，但她看到了这项政策背后更深远的利益：掌控医疗资源，便能更深地掌控民心；规范医药，便能打击巫蛊邪说，强化官方意识形态；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便是增强国力、稳定统治的绝佳途径。 这远比多建几座宫殿、多打几场战争，更能赢得“天命”所归的声誉。
“狄卿，” 武则天看向一直沉吟未语的狄仁杰，“你以为如何？”
狄仁杰拱手，缓缓道：“陛下圣虑深远，相王殿下仁心济世。遍设医馆，确为长治久安之策。然兹事体大，不可冒进。臣以为，可效‘新长安’之例，先行试点，逐步推广。”
“哦？如何试点？”
“其一，可先于长安、洛阳，以太医署为基础，扩充改建为‘中央医院’，以为天下楷模，并兼为‘医学堂’之基地，培养医官。其二，可于关中受灾州县，择三五处，先行设立‘州立医馆’、‘县立医馆’，结合灾后防疫、伤病救治，摸索章程，总结经验。其三，太医院编纂之医典、制定之药典，可先于试点医馆试行，并广征天下名医意见，反复修订，以求完善。其四，经费筹措，亦可于试点州县，尝试多种方式，如朝廷补贴、地方自筹、富户捐输、诊金收入等，观其成效，再定全国之策。”
狄仁杰的建议，再次体现了他老成持重、稳扎稳打的风格。不否定李瑾的宏大构想，而是将其拆解为可操作的步骤，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降低风险，逐步推进。
武则天微微颔首：“狄卿老成谋国，所言甚善。即以此议，诏令：太医署即行改制，升格为太医院，增设医学堂、药局、疫病防治司。于长安、洛阳，筹建中央医院。于同州、华州、岐州等受灾五州，各择一县，先行筹建官立医馆，务于半年内初具规模，收治伤病，宣讲防疫。所需钱粮、医官、药材，由朝廷统筹，相关州县协办。”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此非仅为救灾善后，实乃国家新政。天下吏民，当体朝廷爱民如子、固本强元之心。若有阻挠、敷衍、贪墨医馆钱粮者，严惩不贷！”
“臣等遵旨！” 众人齐声应诺。尽管心中仍有疑虑，但天后的决心已下，试点也已圈定，反对的声音暂时被压了下去。一项注定将深刻改变帝国医疗体系，甚至影响千万黎民生死福祉的宏大计划，就此拉开了序幕。
消息传到同州时，李瑾刚刚巡视完一处新开工的、按照“医馆”标准建造的混凝土房舍。这将是未来“同州医馆”的雏形，虽然还很简陋，但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区：诊室、药房、病房、隔离间、煮沸消毒间……
他站在初具雏形的医馆前，望着远处依旧忙碌的工地，和更远处开始返青的田野，心中并没有太多喜悦。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体系，其难度远超修建堤坝、营建新城。这涉及到知识的普及、人才的培养、观念的转变、利益的调整、制度的建立、经费的保障……每一步都充满荆棘。
但，总要有人去开这个头。看着医棚里那些因为得到及时救治而保住性命、保住肢体的人们眼中重新燃起的希望之光，他觉得，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就从这里开始吧。” 他低声自语，仿佛是对这片饱经创伤的土地，也是对那个遥远而宏大的目标，“让医者有其馆，让病者有其医。让这大唐的天下，少一些不该死的死人。”
春风拂过，带着泥土和新生草木的气息，也带着远处工地传来的、充满希望的号子声。在这片废墟上，新的城镇在崛起，新的秩序在建立，而一种关乎生命本身的全新保障，也正悄然萌芽。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草药苦涩味，混杂着伤口的腥气、脓血的恶臭，以及石灰水刺鼻的气息。这里与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仅有一道稀疏的荆篱相隔，却是另一个无声而残酷的战场。
几座用粗木和芦席搭起的长棚，便是“医棚”的主体。棚内光线昏暗，地上铺着厚厚的、撒了石灰的干草，上面或躺或坐，挤满了伤病员。断腿的、折臂的、被重物砸伤躯干的、伤口感染溃烂的、高热不退咳嗽不止的……**声、咳嗽声、压抑的哭泣声不绝于耳。有限的几位郎中和他们的学徒，以及几十名经过简单培训的、被称为“护工”的灾民妇女，在其中穿梭忙碌，清洗伤口，敷药包扎，喂水喂药，忙得脚不沾地，人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
这就是大灾之后，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真实写照。瘟疫的潮头虽被隔离、消毒、焚烧掩埋等严厉措施暂时遏制，但伤患的救治、后续的疾病预防、以及无数灾民在恶劣环境下必然出现的大量常见病，依然是悬在所有人头上的利剑。原有的民间郎中或死或逃，药材奇缺，而传统的、以家族或师徒相传、分散行医的医疗模式，在如此大规模的灾难面前，显得杯水车薪，力不从心。
医棚一角，用几块破木板隔出的“诊室”里，李瑾正蹲在地上，仔细查看一个少年腿上的伤口。那是几天前搅拌水泥时，不慎被落石砸中，当时只是皮开肉绽，简单包扎了事。如今却已红肿发亮，边缘泛黑，散发着不祥的臭味，少年也发着高烧，神志模糊。
“是坏疽。” 旁边，一位年约五旬、面容清癯、胡须花白的葛衣老者，用一块煮过的麻布垫着手，轻轻按压伤口周围，眉头紧锁。他是孙思邈的再传弟子，姓陈，是朝廷从京中太医署紧急派来支援的医官之一，也是此地医术最高、经验最丰富的人。“脓毒内侵，怕是……要截肢。”
“截肢？” 旁边少年的母亲，一个憔悴的妇人，闻言如遭雷击，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医官老爷！求求您！救救他！不能截啊！截了腿，他这辈子就废了！我们家就这一个男丁了啊！”
陈医官面露不忍，但更多的是无奈。条件太差了。没有足够的清创工具，没有有效的抗邪毒（抗生素）药物，甚至连干净的白布、煮开的水都常常短缺。面对这种严重感染，他能做的极其有限。截肢，是保住性命的最后手段，但成功率也不高，且术后感染风险极大。
李瑾盯着那溃烂的伤口，脑海中闪过前世关于外伤感染、清创、消毒的零碎知识。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胃部，沉声道：“陈医官，可否让我一试？”
陈医官一愣，看向这位年轻得过分、却已在灾区创下无数奇迹的“格物亲王”，犹豫道：“殿下千金之躯，此地污秽……且这坏疽之症，凶险异常，老朽实无把握……”
“无妨。” 李瑾摆摆手，对身后的杜衡道：“去，取我让准备的东西来。再提一桶新烧开、放温的盐水。另外，找两个手稳、胆大、不怕见血的护工来。”
很快，杜衡取来一个木匣。李瑾打开，里面是几样让匠人按他要求打造的东西：几把不同尺寸、打磨得极其锋利的小刀、小剪、镊子，形状古怪，但看得出是用于精细操作的；几卷用沸水煮过、又在太阳下暴晒过的洁白棉布（这是他让商队从南方紧急调运来的，比麻布柔软细密）；几个小瓷瓶，里面装着高度蒸馏过的、被他命名为“酒精”的烈酒，以及用多种抗菌草药浓缩提取的、颜色可疑的药液；还有一包用油纸小心包裹的、雪白的“棉线”，同样经过蒸煮暴晒。
他又让人搬来一张用沸水反复擦洗过的简易木台，铺上煮过的白布。然后，在众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中，他用“酒精”仔细清洗了自己的双手，又让小刀、剪子、镊子在酒精灯（一种改良过的、可以调节火焰的油灯）的火焰上灼烧。
“把他抬上来，按住。” 李瑾的声音冷静得近乎冷酷。
少年被抬上木台，几个胆大的护工在陈医官的指挥下，死死按住他挣扎的身躯。李瑾用蘸饱“酒精”的白布，仔细擦拭伤口周围大片的皮肤，然后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在陈医官和周围人倒吸冷气的声音中，果断地切开了肿胀发黑的伤口！
黑红色的脓血和腐肉涌出，恶臭扑鼻。李瑾面不改色，用镊子夹着煮过的棉团，蘸着温盐水，仔细清洗创腔内部，刮除肉眼可见的坏死组织和脓苔。动作虽然生疏，甚至有些颤抖，但步骤清晰，毫不拖泥带水。每清理一部分，就用新的、蘸了“酒精”或草药提取液的白布擦拭消毒。他前世并非医生，只是在野外生存和军事历史爱好中学过一些最基础的外伤处理原则：清创要彻底，异物要清除，引流要通畅，消毒要严格。
陈医官起初看得心惊肉跳，这手法与任何医书所载、师徒所传皆不相同，近乎“酷烈”。但看着李瑾将那可怕的黑色腐肉一点点清除，露出下面虽然红肿但颜色相对正常的组织，看着他用特制的、弯弯的针（也是让铁匠特制的，近似缝合针）穿着那“棉线”，将几处较深的创口小心翼翼地缝合起来以利愈合，他的眼神从惊疑渐渐变为专注，再到若有所思。
“殿下……您这清创之法，似与《千金方》中‘去腐生肌’之理暗合，然更为……更为彻底。这线……竟可缝于皮肉之内？” 陈医官忍不住问道。
“腐肉不去，新肉不生。脓毒不除，邪气内陷。” 李瑾一边用最后一块蘸了草药提取液的白布覆盖在缝合好的伤口上，用干净的棉布绷带仔细包扎好，一边解释道，“这线经过蒸煮暴晒，又以药液浸泡，较为洁净，留在体内，可被慢慢吸收，或待伤口愈合后拆掉。总比让伤口敞着，反复感染要好。” 他其实也不确定这时代的“棉线”能否被吸收，但总比用头发、丝线或者干脆不缝合要好。
处理完伤口，他又看了看少年苍白的面孔和高烧的红晕。“高热不退，是体内有毒。需用猛药清热解表，退热为先。” 他看向陈医官，“陈医官，您看用何方剂为宜？我那里还有些提炼过的‘柴胡’、‘黄芩’浸膏，或许见效快些。”
陈医官此时已对李瑾刮目相看，这年轻的殿下，不仅懂营造、懂水利，竟对医理、尤其是这外伤处置，也有如此独到（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的见解和手段。他连忙拱手：“殿下所虑极是。老朽这就开方，以白虎汤加减，重用石膏、知母，辅以殿下提炼之药，双管齐下。”
接下来的几天，李瑾每日都来查看这少年。令人惊奇的是，在服用汤药、伤口每日用“酒精”和草药液清洗换药后，少年的高热竟真的慢慢退去，虽然人还很虚弱，但那条原本注定要失去的腿，虽然依旧肿胀，但颜色却在好转，流出的脓液也渐渐变得清亮。这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奇迹”！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营地。更多的人将信将疑地将重伤患送到医棚，希望得到“殿下亲传”的治疗。李瑾自然不可能亲力亲为，但他将陈医官和几位有悟性的学徒、护工召集起来，结合自己有限的知识和陈医官等传统郎中的丰富经验，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外伤和常见热症的简易处理规程：包括伤口清洁消毒的步骤（沸水、盐水、酒精、特定草药煮水）、简单清创缝合的技巧、不同症状对应的基础方剂、以及最重要的——隔离、煮沸、暴晒、洗手等基础的卫生防疫观念。
他开始在营地内强制推行更严格的卫生制度：划定专门的污物处理区，深挖坑掩埋；要求所有病患和护工尽可能佩戴口罩（用多层棉布简单缝制）；饮用水必须煮沸；接触病患或污物后必须用“药水”（稀释的草木灰水或草药水）洗手；伤病员的衣物、被褥要定期煮沸晾晒……这些措施，结合之前就推行的隔离和尸体处理，有效地遏制了瘟疫的再次爆发，普通伤患的死亡率也开始显著下降。
但李瑾的眉头并没有舒展。他看着医棚里依旧拥挤的病患，看着陈医官等人疲惫不堪却依旧捉襟见肘的身影，看着营地外那数十万缺医少药、一旦生病就只能听天由命的灾民，一个更宏大、也更艰难的念头，在他心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迫切。
长安，紫宸殿。
“……同州大疫虽暂遏，然伤病者众，医药匮乏，民有疾而无处求医，有医而无力遍施。此非独同州一隅之患，实乃天下通病也！”
李瑾的声音通过加急奏报，清晰地呈现在武则天和几位核心重臣面前。他详细描述了同州“医棚”的运作、取得的成效、面临的困境，以及他总结出的那套“战时医疗规程”。然后，笔锋一转，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
“……儿臣以为，经此大灾，可见民间疾疫，实为国之大患。每逢灾荒、战乱，死者非尽死于灾、死于兵，泰半死于后续之疫、之伤、之病。盖因医药不举，救治无门。传统医者，或隐于山林，或散于市井，师徒私相授受，良莠不齐，且多秘其方术，难以广济苍生。一旦遇大灾大疫，则杯水车薪，徒呼奈何。”
“故儿臣斗胆进言，当借此灾后重建、百废待兴之机，于州县广设官立医馆，建立覆盖天下之医疗救助体系！”
奏报中，他详细阐述了构想：
一、改组、扩充太医署。将现有主要为皇室、贵族服务的太医署，扩充职能，升格为“太医院”，下设“医学堂”、“药局”、“疫病防治司”等部门。医学堂面向天下招收有志学医之良家子弟，系统传授医学知识（包括基础解剖、生理、病理、本草、方剂，并引入“消毒”、“隔离”等新理念），编纂、刊行统一医典，建立考核颁证制度，培养合格医师。药局负责药材的种植、收购、炮制、储存、研发新药，并制定标准，保证药材质量。疫病防治司则专司全国疫情监测、上报、防控指导。
二、建立州县乡三级医馆网络。在长安、洛阳设立“中央医院”，各道治所设立“道立医院”，各州设立“州立医馆”，各县设立“县立医馆”，在人口稠密的多、镇，酌情设立“乡间医所”。各级医馆隶属地方官府，但业务上受太医院指导。医馆建筑需符合一定标准（通风、采光、分区），配备基本器械、常备药材。医师由医学堂培养并考核分配，或招募民间合格医者，授予官职俸禄。
三、推行“基础医疗”与“防疫公卫”制度。官立医馆除诊治疾病，更肩负防疫、检疫、卫生宣教之责。定期发布时疫预警，指导地方清洁水源、处理污物、灭杀蚊蝇鼠蚤。推行“种痘”（李瑾在奏报中含糊提及“预防天花之法”，未敢详言牛痘）等预防手段。对贫苦百姓、灾民、孤寡，实行医药减免或免费政策，经费由朝廷拨款、地方筹措、富户捐赠等多渠道解决。
四、鼓励医药研究与交流。设立“格物院医科”，招募精通医理、药学之士，结合“格物”之法，研究病理、药理，改进医疗器具（如他正在让人试制更精密的“听诊器”、“注射器”雏形、改进手术刀具），提纯药物成分。鼓励各方医者交流心得，破除门户之见，将有效验方编入官修医书，造福天下。
奏报最后，李瑾写道：“……此非一时之策，实为长治久安、固本强民之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之健康，乃国力之根本，盛世之基石。设立医馆，看似耗费钱粮，然可减少民众因病致贫、因疫丧乱，可保丁壮、增户口、促生产，实乃一本万利之长远投资。且可收拢天下医者，规范医药，遏制巫蛊邪术，教化民众，移风易俗，其利甚巨……”
武则天看罢，久久不语。殿中狄仁杰、韦待价等人，更是面面相觑，都被这庞大到近乎异想天开的计划震撼了。建立覆盖全国的官立医馆体系？这可比营建新长安、重修水利纲，更加触及根本，更加复杂，也必将触动更多、更顽固的利益和观念！
“陛下，” 户部侍郎首先出列，脸色发苦，“相王殿下仁心，体恤民瘼，臣等感佩。然则，天下州县千余，若遍设医馆，每馆需营建馆舍，购置器械药材，聘请医师药工，日常维持所耗几何？更遑论对贫者施药免费！此乃无底之渊也！关中甫定，国库空虚，各地皆需赈济，实无余力再行此……此旷古未有之善政啊！” 他几乎要将“劳民伤财”四个字说出口了。
“陛下，” 礼部一位官员也皱眉道，“医药之事，关乎生死，素为天道所司，医者所掌。民间疾苦，自有医者悬壶，富者施药，此乃常情。朝廷设馆施诊，固然是仁政，然则，是否干预过甚？且医师授官，恐开幸进之门，淆乱官制。医药标准，亦难统一，各地水土不同，病症各异，岂可一概而论？更有那‘种痘’之说，闻所未闻，岂能以万民之身为试验？”
“陛下，相王殿下于同州防疫治伤，确有奇效，然那乃战时应急之法，不可推之天下常态。” 另一位官员补充道，“且医道精微，关乎人命，非有多年浸淫、名师指点不可。若设‘医学堂’速成培养，恐所学粗浅，庸医害人，反为不美。不若加强现有太医署，令其多编医书，广颁天下，教导民间医者，或更稳妥。”
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核心无非三点：钱从哪里来？官府该不该管这么细、这么深？速成的医师靠不靠谱？
武则天耐心听着，直到反对声浪稍歇，她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沉重的力量：“诸卿所虑，皆有道理。遍设医馆，所费不赀；官府涉医，史无前例；培养医者，亦非易事。然则——”
她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诸卿可还记得，去岁关中地动，黄河溃决，随之而来之大疫，死者几何？十之二三！这十之二三中，又有多少，本可不死？若有一处官立医馆，有常备之药，有值守之医，有防疫之方，可能多活一人？十人？百人？千人？”
她顿了顿，语气更加沉痛：“朕每每思之，夜不能寐。天灾难防，然人祸可减。疫病如虎，噬我子民。朝廷设州县，置百官，所为何来？不正是为了保境安民？民有饥，朝廷开仓赈济；民有冤，朝廷设衙断案；民有乱，朝廷派兵征讨。何以民有疾，朝廷反不能设馆救治？难道百姓之生死病痛，便只能听天由命，或求诸鬼神巫祝乎？”
“至于钱粮，” 武则天目光转向户部侍郎，“同州‘以工代赈’，‘工程债券’之法，或可参详。医馆营建，可募民夫，以工代赈。日常用度，可由州县公廨田收入、市税抽成、及富户捐赠中，划出专项。对贫者施药，可定额补贴，或令其以徭役相抵。长安、洛阳等大城，可对富人诊病收取诊金，以补不足。开源节流，总能想出法子。难道因耗费巨大，便坐视子民因病而亡，因疫而殁？”
“医道精微，自当谨慎。” 她又看向礼部官员，“正因其精微，关乎人命，朝廷更应负起责任，加以规范、引导、扶持。太医署改制太医院，设医学堂，正是要正本清源，培养良医，摒弃庸巫。编纂统一医典，制定药材标准，正是要去芜存菁，保证药效。此非干预，实为匡扶。至于‘种痘’等新法，” 她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似乎想到了李瑾奏报中提及的那些“格物”手段在同州的神奇效果，“可先于太医署内，谨慎验证，确有效验，再行推广。李瑾在同州，以‘格物’之法，清创消毒，救回多少本应截肢丧命之人？可见，医道亦需与时维新，不可固步自封。”
武则天一席话，有理有据，更带着帝王的决断和一份深切的、或许源于自身对生命与健康之重视的共情，将大部分反对意见压了下去。她并非不知其中艰难，但她看到了这项政策背后更深远的利益：掌控医疗资源，便能更深地掌控民心；规范医药，便能打击巫蛊邪说，强化官方意识形态；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便是增强国力、稳定统治的绝佳途径。 这远比多建几座宫殿、多打几场战争，更能赢得“天命”所归的声誉。
“狄卿，” 武则天看向一直沉吟未语的狄仁杰，“你以为如何？”
狄仁杰拱手，缓缓道：“陛下圣虑深远，相王殿下仁心济世。遍设医馆，确为长治久安之策。然兹事体大，不可冒进。臣以为，可效‘新长安’之例，先行试点，逐步推广。”
“哦？如何试点？”
“其一，可先于长安、洛阳，以太医署为基础，扩充改建为‘中央医院’，以为天下楷模，并兼为‘医学堂’之基地，培养医官。其二，可于关中受灾州县，择三五处，先行设立‘州立医馆’、‘县立医馆’，结合灾后防疫、伤病救治，摸索章程，总结经验。其三，太医院编纂之医典、制定之药典，可先于试点医馆试行，并广征天下名医意见，反复修订，以求完善。其四，经费筹措，亦可于试点州县，尝试多种方式，如朝廷补贴、地方自筹、富户捐输、诊金收入等，观其成效，再定全国之策。”
狄仁杰的建议，再次体现了他老成持重、稳扎稳打的风格。不否定李瑾的宏大构想，而是将其拆解为可操作的步骤，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降低风险，逐步推进。
武则天微微颔首：“狄卿老成谋国，所言甚善。即以此议，诏令：太医署即行改制，升格为太医院，增设医学堂、药局、疫病防治司。于长安、洛阳，筹建中央医院。于同州、华州、岐州等受灾五州，各择一县，先行筹建官立医馆，务于半年内初具规模，收治伤病，宣讲防疫。所需钱粮、医官、药材，由朝廷统筹，相关州县协办。”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此非仅为救灾善后，实乃国家新政。天下吏民，当体朝廷爱民如子、固本强元之心。若有阻挠、敷衍、贪墨医馆钱粮者，严惩不贷！”
“臣等遵旨！” 众人齐声应诺。尽管心中仍有疑虑，但天后的决心已下，试点也已圈定，反对的声音暂时被压了下去。一项注定将深刻改变帝国医疗体系，甚至影响千万黎民生死福祉的宏大计划，就此拉开了序幕。
消息传到同州时，李瑾刚刚巡视完一处新开工的、按照“医馆”标准建造的混凝土房舍。这将是未来“同州医馆”的雏形，虽然还很简陋，但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区：诊室、药房、病房、隔离间、煮沸消毒间……
他站在初具雏形的医馆前，望着远处依旧忙碌的工地，和更远处开始返青的田野，心中并没有太多喜悦。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体系，其难度远超修建堤坝、营建新城。这涉及到知识的普及、人才的培养、观念的转变、利益的调整、制度的建立、经费的保障……每一步都充满荆棘。
但，总要有人去开这个头。看着医棚里那些因为得到及时救治而保住性命、保住肢体的人们眼中重新燃起的希望之光，他觉得，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就从这里开始吧。” 他低声自语，仿佛是对这片饱经创伤的土地，也是对那个遥远而宏大的目标，“让医者有其馆，让病者有其医。让这大唐的天下，少一些不该死的死人。”
春风拂过，带着泥土和新生草木的气息，也带着远处工地传来的、充满希望的号子声。在这片废墟上，新的城镇在崛起，新的秩序在建立，而一种关乎生命本身的全新保障，也正悄然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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