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深秋。当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还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内喧嚣沸腾时，一场远比这更为深沉、也更为凶险的变革，已如地火般在帝国最根基的土壤下暗暗奔涌，即将破土而出。这场变革的核心，是土地——帝国财富最根本的来源，也是万千矛盾最集中的渊薮。而它的前奏，便是“丈量天下田”。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却牵动着从庙堂到乡野、从皇亲国戚到黔首百姓，每一个与土地有着或深或浅联系的人的神经。
紫宸殿的御前会议，气氛凝重得如同铅块。殿中巨大的沙盘舆图上，原本标记着山川、州郡、关隘，如今却被户部尚书裴延庆用细长的木杆，点上了一片片深浅不一的朱砂标记。“陛下，太子殿下，诸位相公，”裴延庆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宇中带着回响，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此乃户部、工部、司农寺及各地呈报，反复核验后绘制的《天下垦田略图》。然，此图所载，与天册年间（高宗年号）鱼鳞图册相比，不过十之六七。更有甚者，各道、州、县自报田亩数，相互矛盾，瞒报、漏报、以次充好、诡寄飞洒者，不可胜数。国朝田赋，实征不及应收之半。长此以往，国库日蹙，强兵无饷，水利不修，灾荒无备，国本动摇啊！”
他的话语，揭开了帝国华丽袍服下最触目惊心的脓疮。自隋末战乱、均田制破坏以来，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户籍、田亩混乱不堪。大量土地被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寺院道观以各种手段兼并、隐匿，逃避赋税。在籍的普通农户则承担着越来越沉重的赋役，或破产逃亡，或被迫投献，成为豪强的佃户、荫户，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和人口的流失。朝廷掌握的“编户齐民”和“纳税田亩”逐年减少，中央财政日益吃紧，而地方势力却借此坐大。武则天临朝称制以来，虽大力整顿吏治、发展工商、开拓财源，但土地问题这个根本痼疾，始终未能触及。如今，随着外患暂平（突厥、吐蕃近期相对安定），内政经过数年经营稍稳，尤其是李瑾主导的知识革命、工商业发展带来新的财税增长点和一定的社会舆论准备（尽管嘈杂），武则天和李瑾认为，是时候向这个最深层的顽疾，举起手术刀了。而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最必要、也最危险的一步，便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摸清家底。
“裴卿所言，朕岂不知？” 武则天端坐御榻，凤目扫过殿中重臣——狄仁杰、魏元忠、裴行俭、李瑾，以及新近提拔、以干练著称的户部侍郎张说。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田制糜烂，赋税不均，富者田连阡陌而税轻，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役重。此非仁政，亦非长治久安之道。不丈量，则田亩不清；田亩不清，则赋税不公；赋税不公，则·民怨沸腾，国力虚耗。 前隋之鉴，犹在眼前。此番清丈，非为加赋于民，实为均平负担，充裕国库，以固国本。诸卿可有异议？”
殿中一片沉寂。在座的都是精明过人的政治家，谁都清楚土地问题的敏感与复杂。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动摇整个既得利益集团根基的问题。丈量土地，意味着要将那些被隐匿、被侵占、被以各种名目逃避赋税的土地，重新暴露在阳光之下，登记在册，成为纳税的依据。 这无异于从虎口夺食，从那些盘根错节、势力通天的世家豪强、官僚地主、甚至皇亲国戚身上割肉。
宰相狄仁杰缓缓出列，他须发已见霜色，但目光依旧锐利：“陛下圣虑深远，田亩不清，确为积弊之首。然，丈量天下，工程浩大，牵涉极广。一则，人才难得。需大量通晓算术、测绘、熟知田亩事务之吏员，且需公正清廉，不畏强御。此等人才，何处寻得？二则，阻力巨大。天下田土，多集中于权贵豪强之手。彼等必有千方百计，阻挠清丈，或隐匿，或诡寄，或贿赂丈量之吏，或鼓动无知乡民抗阻。处置不当，恐激生民变。三则，技术繁杂。各地田亩，肥瘠不同，形状各异，水利道路夹杂其间，如何制定统一、公平、易于执行之丈量标准与田地等级划分？此三者，若筹划不周，清丈之举，恐难竟全功，反生祸乱。”
狄仁杰所言，句句切中要害。这不仅是决心问题，更是复杂的操作性难题。
李瑾此时起身，向武则天和众臣拱手：“狄相所虑，实为老成谋国之言。然，事在人为。此番清丈，非一时一地之功，需有长远之谋，周密之划，亦需有雷霆手段，以破坚冰。”
他走到沙盘前，接过裴延庆手中的木杆，指向舆图：“儿臣与户部、工部诸臣僚，筹谋已久，拟以‘稳、准、狠’三字为要，循序渐进，分步推行。”
“其一，先试点，后推开。 不宜骤然全国铺开，以免四面树敌，顾此失彼。可先选京畿（长安周边）、河南（洛阳周边）、淮南（扬州一带）数道，及江南东道（苏、湖、杭、越等州）部分富庶州县为试点。此地或为辇毂之下，政令易行；或为财赋重地，清丈意义重大；或为新法推行较好、阻力相对较小之处。集中精干力量，于此数地先行，摸索经验，完善规程，打造样板，震慑四方。此谓‘稳’。”
“其二，立规矩，严标准。 工部格物院已奉命改良测量工具，制定统一之丈量尺、绳尺、记里鼓车规程，并绘制标准田亩形状图册。同时，制定新版‘鱼鳞图册’格式，要求详细登记每块田土之位置、形状、面积、四至、业主、佃户、土壤肥瘠等级（拟分上、中、下、下下四等）、灌溉条件等。清丈之后，所绘鱼鳞图册，一式多份，户部、州县、乡里、乃至公之于众，许民查对申诉，以防胥吏舞弊、豪强篡改。丈量人员，拟从国子监算学、明算科及地方府学中选拔通晓算学者，加以短期培训，并从御史台、刑部抽调精干官员，组成巡查御史，分赴各试点监督。对清丈中徇私舞弊、受贿瞒报者，无论官民，严惩不贷，以儆效尤。此谓‘准’。”
“其三，破阻挠，树权威。 ” 李瑾声音转冷，“清丈之成败，首在破除豪强阻挠。试点之地，请旨选派得力重臣，赐予尚方宝剑，总督清丈事宜，有专断之权。遇有豪门巨室公然抗法、纠集家丁乡民阻挠者，可先锁拿为首之人，查封其田产账簿，强制清丈。若激起民变（多为豪强煽动），则以雷霆手段镇压，首恶必诛，胁从不同。同时，对率先配合清丈之中小地主、自耕农，可酌情予以赋税减免之优待，以为奖励。擒贼擒王，打掉几个最嚣张、田产问题最严重的典型，余者自然震慑。 此谓‘狠’。”
“其四，清丈之后，立册为凭。 新册既成，旧册即废。所有田土赋税，皆以新册为准。此为后续税制改革之根基，亦是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之根本。无此一册，一切改革，皆为空中楼阁。”
李瑾的计划，条理清晰，软硬兼施，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殿中众臣听得神色各异。裴延庆、张说等务实派官员眼中露出振奋之色；魏元忠微微颔首，但眉宇间忧色不减；狄仁杰抚须沉吟，他知道李瑾的计划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中，那“豪强阻挠”四字，背后是何等惊涛骇浪。
武则天听罢，沉默片刻，方缓缓道：“太子所筹，甚为周详。丈量天下田，乃固本培元、均平赋役之始，亦是得罪天下豪强之始。 此事，朕意已决。着太子李瑾总领，户部尚书裴延庆、工部尚书协理，御史中丞来俊臣……” 她顿了顿，看到狄仁杰、魏元忠等人眉头微皱，补充道，“及刑部侍郎徐有功，共同督办京畿、河南试点清丈事宜，有专断之权，遇事可先斩后奏。 狄卿统筹全局，协调各部。另，以朕之名义，颁《天授清丈令》，昭告天下，申明清丈之意，乃为均平赋役，充裕国库，以利民生。有敢阻挠清丈、隐匿田亩、贿赂官吏、煽动闹事者，以谋逆论处，族诛！”
“以谋逆论处，族诛！” 这七个字，如冰锥般刺入殿中每个人的耳膜，带着凛冽的杀意。武则天这是要以最酷烈的手段，为这场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开路。
“臣等遵旨！” 众臣躬身领命，心中无不凛然。他们知道，平静了数年的朝堂，即将迎来一场比以往任何政争都要残酷、波及范围都要广泛的巨大风暴。丈量土地，量的不仅仅是田亩，更是人心，是利益，是千百年来固化的权力格局。
《天授清丈令》很快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驿站、官报、乃至新式印刷的布告，传递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朝廷设立“天授清丈使司”，由李瑾挂帅，裴延庆、来俊臣、徐有功副之，开府建衙，从各部抽调精干吏员，并迅速在国子监及京畿府学中招募、培训了第一批近千名“丈量生员”。工部格物院改良的标准化丈量工具（更精确的丈量步车、统一长度的绳尺、用于复杂地形测绘的简易象限仪等）和详细的操作规程、表格、图册样本，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分发到试点州县。
与此同时，第一批由御史、刑部官员、户部老吏及新培训的丈量生员组成的“清丈队”，在羽林军一小队兵马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开赴京畿地区的几个“硬骨头”——以田产众多、兼并严重、背景深厚著称的皇庄、勋贵庄园和寺院田产所在地。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表面上一片肃静，实则暗流汹涌。
长安城内，世家大族的府邸中，灯火常常彻夜不熄。密议、串联、书信往来，如蛛网般展开。有人愤慨：“与民争利，岂是为君之道？此乃暴政！”有人忧虑：“我家那些隐田、寄庄，怕是要藏不住了。” 有人冷笑：“丈量？且看那些乳臭未干的生员，和如狼似虎的酷吏，能奈我何？这关中之地，水有多深，怕不是他们能探得的。”
地方上，收到风声的豪强地主们更是人心惶惶。他们开始加紧活动：将分散在偏远地区的田产进一步分散登记在不同佃户甚至仆役名下（诡寄）；将肥沃田地谎报为贫瘠山地（以次充好）；贿赂、拉拢、威胁本地的胥吏、里正，企图在清丈队到来前篡改旧册，或准备在清丈时做手脚；更有甚者，开始暗中囤积粮食，蓄养家丁，联络同乡同族的其他豪强，准备“共度时艰”。
也有一些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在最初的惊疑之后，生出了一丝模糊的希望。他们赋役沉重，常受豪强欺压，兼并之苦，感同身受。朝廷的布告说得明白，清丈是为了“均平赋役”，若真能清出豪强隐匿的田产，使其纳税，或许自己的负担能减轻一些？尽管他们大多不信朝廷真能斗得过那些树大根深的豪强，但心底那点微弱的火光，终究被点燃了。
天授二年冬，第一支清丈队抵达京兆府栎阳县。 这里有一处规模巨大的庄园，属于已故长孙太尉（长孙无忌）的后人，虽经武周革命有所衰落，但余威犹在，田产无数，兼并隐匿极多，是京畿有名的“钉子户”。清丈队手持诏令，要求入园清丈。庄园管事态度倨傲，先是推脱主人不在，后又称田契地籍不全，需要时间整理，百般拖延。
带队的是刑部侍郎徐有功，一位以刚直著称的官员。他毫不退让，命随行御史宣读诏令，强调抗命即同谋逆。庄园内涌出上百名手持棍棒的家丁，与清丈队和羽林军对峙，气氛紧张至极。
消息飞速传回长安。李瑾得报，只批复了八个字：“抗旨阻挠，格杀勿论。” 并增派了三百北衙禁军。
在绝对武力的威慑下，长孙家庄园最终屈服。清丈队用了足足半个月时间，才将这座庞大庄园的田亩初步丈量清楚。结果令人震惊：庄园实际拥有并耕作的土地，比其在官府登记、纳税的田亩数，多出近四倍！ 大量良田被隐匿为荒地、山林，或登记在早已不存在的“佃户”名下。清丈队按照新式鱼鳞图册，一丝不苟地绘制图表，登记在册，并张贴布告公示。
长孙家又惊又怒，通过各种关系向朝廷施压，哭诉“家产被夺，欺人太甚”。武则天态度强硬，下旨申斥长孙家“隐匿田产，偷逃国赋，欺君罔上”，念其先人功绩，暂不治罪，但所有隐匿田产，一律没入官田，按律追缴历年欠赋。长孙家虽保住了门楣，但经济上遭受重创，颜面扫地。
“长孙家”这个硬钉子被拔掉，在京畿乃至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朝廷这次是动真格的，连长孙氏这样的勋贵之后都敢动，其他豪强，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许多原本打算硬抗的豪强，开始动摇，或转为暗中阻挠，或试图以更隐蔽的方式对抗。
然而，斗争才刚刚开始。在远离京师的河南、淮南，在宗族势力盘根错节的江南，清丈工作遭遇了更为复杂、更为隐蔽的抵抗。胥吏被收买，丈量数据被篡改；乡民被煽动，聚众阻挠，声称清丈队破坏风水、惊扰祖先；甚至有清丈队员在偏僻乡间“意外”落水身亡，或是住宿的驿馆“失火”……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层出不穷。
丈量天下田，这把手术刀刚刚划开帝国肌体的表皮，触及的便是最顽固的病灶和最敏感的神经。 鲜血与脓液，已经开始渗出。而所有人都明白，这仅仅是开始。清丈之后，更残酷的、直接涉及财富再分配的税制改革，才是真正的狂风暴雨。李瑾站在新设立的“清丈使司”大堂内，看着各地雪片般飞来的、充斥着阻挠、舞弊、冲突甚至血案的报告，神色冷峻。他知道，自己与母后推动的这辆战车，已经驶上了最崎岖、最危险的路段，无法回头，只能向前。而道路两侧，是无数双或恐惧、或愤怒、或期待的眼睛，以及无数把或明或暗，已经对准了这辆战车，以及车上之人的刀剑。
紫宸殿的御前会议，气氛凝重得如同铅块。殿中巨大的沙盘舆图上，原本标记着山川、州郡、关隘，如今却被户部尚书裴延庆用细长的木杆，点上了一片片深浅不一的朱砂标记。“陛下，太子殿下，诸位相公，”裴延庆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宇中带着回响，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此乃户部、工部、司农寺及各地呈报，反复核验后绘制的《天下垦田略图》。然，此图所载，与天册年间（高宗年号）鱼鳞图册相比，不过十之六七。更有甚者，各道、州、县自报田亩数，相互矛盾，瞒报、漏报、以次充好、诡寄飞洒者，不可胜数。国朝田赋，实征不及应收之半。长此以往，国库日蹙，强兵无饷，水利不修，灾荒无备，国本动摇啊！”
他的话语，揭开了帝国华丽袍服下最触目惊心的脓疮。自隋末战乱、均田制破坏以来，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户籍、田亩混乱不堪。大量土地被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寺院道观以各种手段兼并、隐匿，逃避赋税。在籍的普通农户则承担着越来越沉重的赋役，或破产逃亡，或被迫投献，成为豪强的佃户、荫户，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和人口的流失。朝廷掌握的“编户齐民”和“纳税田亩”逐年减少，中央财政日益吃紧，而地方势力却借此坐大。武则天临朝称制以来，虽大力整顿吏治、发展工商、开拓财源，但土地问题这个根本痼疾，始终未能触及。如今，随着外患暂平（突厥、吐蕃近期相对安定），内政经过数年经营稍稳，尤其是李瑾主导的知识革命、工商业发展带来新的财税增长点和一定的社会舆论准备（尽管嘈杂），武则天和李瑾认为，是时候向这个最深层的顽疾，举起手术刀了。而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最必要、也最危险的一步，便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摸清家底。
“裴卿所言，朕岂不知？” 武则天端坐御榻，凤目扫过殿中重臣——狄仁杰、魏元忠、裴行俭、李瑾，以及新近提拔、以干练著称的户部侍郎张说。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田制糜烂，赋税不均，富者田连阡陌而税轻，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役重。此非仁政，亦非长治久安之道。不丈量，则田亩不清；田亩不清，则赋税不公；赋税不公，则·民怨沸腾，国力虚耗。 前隋之鉴，犹在眼前。此番清丈，非为加赋于民，实为均平负担，充裕国库，以固国本。诸卿可有异议？”
殿中一片沉寂。在座的都是精明过人的政治家，谁都清楚土地问题的敏感与复杂。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动摇整个既得利益集团根基的问题。丈量土地，意味着要将那些被隐匿、被侵占、被以各种名目逃避赋税的土地，重新暴露在阳光之下，登记在册，成为纳税的依据。 这无异于从虎口夺食，从那些盘根错节、势力通天的世家豪强、官僚地主、甚至皇亲国戚身上割肉。
宰相狄仁杰缓缓出列，他须发已见霜色，但目光依旧锐利：“陛下圣虑深远，田亩不清，确为积弊之首。然，丈量天下，工程浩大，牵涉极广。一则，人才难得。需大量通晓算术、测绘、熟知田亩事务之吏员，且需公正清廉，不畏强御。此等人才，何处寻得？二则，阻力巨大。天下田土，多集中于权贵豪强之手。彼等必有千方百计，阻挠清丈，或隐匿，或诡寄，或贿赂丈量之吏，或鼓动无知乡民抗阻。处置不当，恐激生民变。三则，技术繁杂。各地田亩，肥瘠不同，形状各异，水利道路夹杂其间，如何制定统一、公平、易于执行之丈量标准与田地等级划分？此三者，若筹划不周，清丈之举，恐难竟全功，反生祸乱。”
狄仁杰所言，句句切中要害。这不仅是决心问题，更是复杂的操作性难题。
李瑾此时起身，向武则天和众臣拱手：“狄相所虑，实为老成谋国之言。然，事在人为。此番清丈，非一时一地之功，需有长远之谋，周密之划，亦需有雷霆手段，以破坚冰。”
他走到沙盘前，接过裴延庆手中的木杆，指向舆图：“儿臣与户部、工部诸臣僚，筹谋已久，拟以‘稳、准、狠’三字为要，循序渐进，分步推行。”
“其一，先试点，后推开。 不宜骤然全国铺开，以免四面树敌，顾此失彼。可先选京畿（长安周边）、河南（洛阳周边）、淮南（扬州一带）数道，及江南东道（苏、湖、杭、越等州）部分富庶州县为试点。此地或为辇毂之下，政令易行；或为财赋重地，清丈意义重大；或为新法推行较好、阻力相对较小之处。集中精干力量，于此数地先行，摸索经验，完善规程，打造样板，震慑四方。此谓‘稳’。”
“其二，立规矩，严标准。 工部格物院已奉命改良测量工具，制定统一之丈量尺、绳尺、记里鼓车规程，并绘制标准田亩形状图册。同时，制定新版‘鱼鳞图册’格式，要求详细登记每块田土之位置、形状、面积、四至、业主、佃户、土壤肥瘠等级（拟分上、中、下、下下四等）、灌溉条件等。清丈之后，所绘鱼鳞图册，一式多份，户部、州县、乡里、乃至公之于众，许民查对申诉，以防胥吏舞弊、豪强篡改。丈量人员，拟从国子监算学、明算科及地方府学中选拔通晓算学者，加以短期培训，并从御史台、刑部抽调精干官员，组成巡查御史，分赴各试点监督。对清丈中徇私舞弊、受贿瞒报者，无论官民，严惩不贷，以儆效尤。此谓‘准’。”
“其三，破阻挠，树权威。 ” 李瑾声音转冷，“清丈之成败，首在破除豪强阻挠。试点之地，请旨选派得力重臣，赐予尚方宝剑，总督清丈事宜，有专断之权。遇有豪门巨室公然抗法、纠集家丁乡民阻挠者，可先锁拿为首之人，查封其田产账簿，强制清丈。若激起民变（多为豪强煽动），则以雷霆手段镇压，首恶必诛，胁从不同。同时，对率先配合清丈之中小地主、自耕农，可酌情予以赋税减免之优待，以为奖励。擒贼擒王，打掉几个最嚣张、田产问题最严重的典型，余者自然震慑。 此谓‘狠’。”
“其四，清丈之后，立册为凭。 新册既成，旧册即废。所有田土赋税，皆以新册为准。此为后续税制改革之根基，亦是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之根本。无此一册，一切改革，皆为空中楼阁。”
李瑾的计划，条理清晰，软硬兼施，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殿中众臣听得神色各异。裴延庆、张说等务实派官员眼中露出振奋之色；魏元忠微微颔首，但眉宇间忧色不减；狄仁杰抚须沉吟，他知道李瑾的计划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中，那“豪强阻挠”四字，背后是何等惊涛骇浪。
武则天听罢，沉默片刻，方缓缓道：“太子所筹，甚为周详。丈量天下田，乃固本培元、均平赋役之始，亦是得罪天下豪强之始。 此事，朕意已决。着太子李瑾总领，户部尚书裴延庆、工部尚书协理，御史中丞来俊臣……” 她顿了顿，看到狄仁杰、魏元忠等人眉头微皱，补充道，“及刑部侍郎徐有功，共同督办京畿、河南试点清丈事宜，有专断之权，遇事可先斩后奏。 狄卿统筹全局，协调各部。另，以朕之名义，颁《天授清丈令》，昭告天下，申明清丈之意，乃为均平赋役，充裕国库，以利民生。有敢阻挠清丈、隐匿田亩、贿赂官吏、煽动闹事者，以谋逆论处，族诛！”
“以谋逆论处，族诛！” 这七个字，如冰锥般刺入殿中每个人的耳膜，带着凛冽的杀意。武则天这是要以最酷烈的手段，为这场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开路。
“臣等遵旨！” 众臣躬身领命，心中无不凛然。他们知道，平静了数年的朝堂，即将迎来一场比以往任何政争都要残酷、波及范围都要广泛的巨大风暴。丈量土地，量的不仅仅是田亩，更是人心，是利益，是千百年来固化的权力格局。
《天授清丈令》很快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驿站、官报、乃至新式印刷的布告，传递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朝廷设立“天授清丈使司”，由李瑾挂帅，裴延庆、来俊臣、徐有功副之，开府建衙，从各部抽调精干吏员，并迅速在国子监及京畿府学中招募、培训了第一批近千名“丈量生员”。工部格物院改良的标准化丈量工具（更精确的丈量步车、统一长度的绳尺、用于复杂地形测绘的简易象限仪等）和详细的操作规程、表格、图册样本，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分发到试点州县。
与此同时，第一批由御史、刑部官员、户部老吏及新培训的丈量生员组成的“清丈队”，在羽林军一小队兵马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开赴京畿地区的几个“硬骨头”——以田产众多、兼并严重、背景深厚著称的皇庄、勋贵庄园和寺院田产所在地。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表面上一片肃静，实则暗流汹涌。
长安城内，世家大族的府邸中，灯火常常彻夜不熄。密议、串联、书信往来，如蛛网般展开。有人愤慨：“与民争利，岂是为君之道？此乃暴政！”有人忧虑：“我家那些隐田、寄庄，怕是要藏不住了。” 有人冷笑：“丈量？且看那些乳臭未干的生员，和如狼似虎的酷吏，能奈我何？这关中之地，水有多深，怕不是他们能探得的。”
地方上，收到风声的豪强地主们更是人心惶惶。他们开始加紧活动：将分散在偏远地区的田产进一步分散登记在不同佃户甚至仆役名下（诡寄）；将肥沃田地谎报为贫瘠山地（以次充好）；贿赂、拉拢、威胁本地的胥吏、里正，企图在清丈队到来前篡改旧册，或准备在清丈时做手脚；更有甚者，开始暗中囤积粮食，蓄养家丁，联络同乡同族的其他豪强，准备“共度时艰”。
也有一些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在最初的惊疑之后，生出了一丝模糊的希望。他们赋役沉重，常受豪强欺压，兼并之苦，感同身受。朝廷的布告说得明白，清丈是为了“均平赋役”，若真能清出豪强隐匿的田产，使其纳税，或许自己的负担能减轻一些？尽管他们大多不信朝廷真能斗得过那些树大根深的豪强，但心底那点微弱的火光，终究被点燃了。
天授二年冬，第一支清丈队抵达京兆府栎阳县。 这里有一处规模巨大的庄园，属于已故长孙太尉（长孙无忌）的后人，虽经武周革命有所衰落，但余威犹在，田产无数，兼并隐匿极多，是京畿有名的“钉子户”。清丈队手持诏令，要求入园清丈。庄园管事态度倨傲，先是推脱主人不在，后又称田契地籍不全，需要时间整理，百般拖延。
带队的是刑部侍郎徐有功，一位以刚直著称的官员。他毫不退让，命随行御史宣读诏令，强调抗命即同谋逆。庄园内涌出上百名手持棍棒的家丁，与清丈队和羽林军对峙，气氛紧张至极。
消息飞速传回长安。李瑾得报，只批复了八个字：“抗旨阻挠，格杀勿论。” 并增派了三百北衙禁军。
在绝对武力的威慑下，长孙家庄园最终屈服。清丈队用了足足半个月时间，才将这座庞大庄园的田亩初步丈量清楚。结果令人震惊：庄园实际拥有并耕作的土地，比其在官府登记、纳税的田亩数，多出近四倍！ 大量良田被隐匿为荒地、山林，或登记在早已不存在的“佃户”名下。清丈队按照新式鱼鳞图册，一丝不苟地绘制图表，登记在册，并张贴布告公示。
长孙家又惊又怒，通过各种关系向朝廷施压，哭诉“家产被夺，欺人太甚”。武则天态度强硬，下旨申斥长孙家“隐匿田产，偷逃国赋，欺君罔上”，念其先人功绩，暂不治罪，但所有隐匿田产，一律没入官田，按律追缴历年欠赋。长孙家虽保住了门楣，但经济上遭受重创，颜面扫地。
“长孙家”这个硬钉子被拔掉，在京畿乃至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朝廷这次是动真格的，连长孙氏这样的勋贵之后都敢动，其他豪强，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许多原本打算硬抗的豪强，开始动摇，或转为暗中阻挠，或试图以更隐蔽的方式对抗。
然而，斗争才刚刚开始。在远离京师的河南、淮南，在宗族势力盘根错节的江南，清丈工作遭遇了更为复杂、更为隐蔽的抵抗。胥吏被收买，丈量数据被篡改；乡民被煽动，聚众阻挠，声称清丈队破坏风水、惊扰祖先；甚至有清丈队员在偏僻乡间“意外”落水身亡，或是住宿的驿馆“失火”……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层出不穷。
丈量天下田，这把手术刀刚刚划开帝国肌体的表皮，触及的便是最顽固的病灶和最敏感的神经。 鲜血与脓液，已经开始渗出。而所有人都明白，这仅仅是开始。清丈之后，更残酷的、直接涉及财富再分配的税制改革，才是真正的狂风暴雨。李瑾站在新设立的“清丈使司”大堂内，看着各地雪片般飞来的、充斥着阻挠、舞弊、冲突甚至血案的报告，神色冷峻。他知道，自己与母后推动的这辆战车，已经驶上了最崎岖、最危险的路段，无法回头，只能向前。而道路两侧，是无数双或恐惧、或愤怒、或期待的眼睛，以及无数把或明或暗，已经对准了这辆战车，以及车上之人的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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