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1日，上午9：00
【政法大学·百年礼堂】
陆秉章站在讲台上，背后是巨大的投影屏幕，显示着PPT标题：《犯罪心理的培育与干预——从个体病理到社会预防》。
台下坐满了人。前两排是政法系统的在职干部，穿着深色制服，坐姿笔挺；中间是本校师生，有人做笔记，有人用手机拍照；后排是媒体记者和旁听的社会人士。
礼堂的空调温度设定在22℃，但陆秉章还是觉得有些热。他今天穿了深灰色西装，定制剪裁，面料是意大利羊毛混纺，重量只有普通西装的三分之二。内搭浅蓝色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但没系领带——这是精心设计的形象：严谨，但不刻板；专业，但不疏远。
“早上好。”他开口，声音通过麦克风放大，在礼堂里产生轻微的回音。他停顿两秒，等回音消散，然后继续说，“感谢各位在周六上午来到这里。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可能让人不适，但无法回避的话题：暴力犯罪者，是不是天生的？”
他按了下遥控器。
PPT翻页，出现两张脑部扫描图。
“左边是正常人的前额叶皮层活动图，右边是一名连环杀人犯的。”陆秉章用激光笔圈出差异区域，“可以看到，在涉及道德判断和冲动控制的任务中，杀人犯的前额叶活动显著减弱。这是否意味着，暴力倾向是生理决定的？”
台下有学生举手。
陆秉章点头示意。
“陆教授，如果暴力是生理决定的，那犯罪者是否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提问的是个戴眼镜的男生，声音紧张。
“很好的问题。”陆秉章微笑，嘴角上扬角度控制在15度——这是“鼓励提问”的表情，“这涉及到自由意志的哲学争论。但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生理倾向不决定行为，它只是设定了某些……可能性。关键在于，这些可能性如何被环境激活。”
他翻到下一页，是一张复杂的图表。
“这是我过去十年跟踪研究的‘暴力行为触发模型’。”他解释，“纵轴是生理易感性，横轴是环境刺激强度。可以看到，当高易感性个体遭遇高强度刺激时——比如童年虐待、社会排斥、极端贫困——暴力行为的概率会达到78%。”
台下一片哗然。
陆秉章等了几秒，继续说：“但请注意，这个模型里有一个关键变量：道德框架。”
他放大图表的一个角落。
“如果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被植入了稳定的道德判断体系——比如法律观念、宗教教义、家庭伦理——那么即使生理易感性高，环境刺激强，暴力行为概率也会降至32%。”
他停顿，环视全场。
“这意味着什么？”他自问自答，“意味着暴力不是必然，它是可以被预防的。通过早期干预，通过教育，通过构建正确的道德认知。”
又一个学生举手。
“陆教授，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比如清除社会上的‘坏人’，这算精神病吗？”
这个问题让陆秉章的眼神微微闪烁。
0.3秒的延迟后，他回答：“这要看他的‘天道’标准是否稳定，以及——”他刻意停顿，制造悬念，“是否有人给他制定了这个标准。”
台下安静。
“什么意思？”学生追问。
“我的意思是，”陆秉章缓缓说，“当一个人用私刑代替法律时，我们要问：是谁告诉他，他有权力审判？是谁给了他标准？是他自己，还是某个……外部系统？”
他说“外部系统”时，目光扫过前排的政法干部。
有几个人的表情变得微妙。
“所以您认为，有些犯罪者其实是被‘编程’的？”另一个声音响起，来自媒体区。
陆秉章看向提问者——是《东海日报》的记者，他认识。
“我不喜欢‘编程’这个词，太机械。”他温和地纠正，“但确实，人的行为模式可以被塑造。通过重复的强化，通过奖励和惩罚，通过植入特定的信念体系。这在心理学上叫‘条件反射’，在神经科学上叫‘突触可塑性’。我们每天都在被塑造——被家庭、学校、媒体、社会规范。”
他喝了口水。
水温是37℃，刚好，不烫不凉。杯子是自带的陶瓷杯，白色，没有任何图案——他讨厌分心的设计。
“但问题在于，”他放下杯子，“当塑造者的目的不再是‘培养好人’，而是‘制造工具’时，会发生什么？”
礼堂里鸦雀无声。
陆秉章知道，这句话已经踩到了某些边界。但他继续说下去，语气依然平静：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系统地筛选高易感性个体，用特定的方式强化他们的某些倾向，消除他们的道德顾虑，然后给他们一个‘正义’的目标……你会得到什么？”
“得到……执法者？”有人小声说。
“还是得到杀手？”另一个人反问。
陆秉章笑了。
这次是真正的笑，嘴角上扬20度，眼角出现细纹。
“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他说，“法律和道德的边界，有时比我们想象的更模糊。而模糊地带，正是最危险的地方。”
他看了眼手表：9点47分。
演讲时间还剩13分钟。
【课后·贵宾休息室】
陆秉章刚走进休息室，就有人跟了进来。
是方诚，市刑警队队长，40岁出头，身材保持得很好，但眼下的黑眼圈暴露了连续加班的状态。
“陆教授，打扰了。”方诚说，声音有些沙哑。
“方队长，请坐。”陆秉章指了指沙发，自己走到小吧台前，“喝茶还是咖啡？”
“水就行。”
陆秉章倒了杯矿泉水，递过去，然后在对面坐下。两人之间隔着一张玻璃茶几，上面摆着今天的报纸——头条还是莉莉安案。
“我来是想请您帮忙。”方诚开门见山，“莉莉安案，我们需要心理画像。”
陆秉章点头，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
“我已经准备了初步分析。”他翻开，“基于现场痕迹、受害者背景、作案手法，我有几个推测。”
方诚身体前倾。
“第一，凶手有强迫症倾向。”陆秉章说，“现场留下的纸条折叠三次，边缘对齐误差小于1毫米。这不是随手放的，是仪式的一部分。”
“仪式？”
“对。凶手可能在执行某种‘审判程序’。纸条上的‘评分：0星’，加上评语‘谎话连篇’，这很像某种……道德评价系统。”
方诚皱眉：“像网络评分？”
“类似，但更极端。”陆秉章说，“网络评分是匿名的、非暴力的。而这个凶手，把评分实体化了——用死亡来打分。”
他翻到下一页，是莉莉安的社交媒体截图。
“受害者生前在直播中控诉家暴，获得大量同情。但凶手评价她‘谎话连篇’。这说明什么？”
“说明凶手认为她在说谎？”方诚说。
“不止。”陆秉章用笔尖点了点截图里的评论区，“看这里，案发前一天，有匿名账号留言：‘骗子不得好死’。还有这里：‘这种女人就该被清理’。”
他把几张截图排开。
“同样的匿名账号，在过去半年里，在另外十起女性受害者的社交媒体下都留过言。内容相似：道德谴责，诅咒，威胁。”
方诚的脸色变了。
“十起？都是谁？”
“我整理了名单。”陆秉章递过另一张纸，“包括三个月前失踪的网络主播，五个月前‘自杀’的微商，还有……2003年的一起旧案。”
他刻意停顿，观察方诚的反应。
方诚看到“2003年周雅琴案”时，瞳孔明显收缩。
“这案子……不是结案了吗？”
“表面上是。”陆秉章说，“但我在重新翻阅卷宗时发现，现场也有一张纸条，写着‘评分：0星（破坏家庭）’。笔迹特征、折叠方式、纸张类型，都与莉莉安案高度相似。”
“你是说……连环杀手？跨越二十年？”
“或者，是某种……传承。”陆秉章缓缓说，“父亲传给儿子，师父传给徒弟，或者……实验者传给实验体。”
最后半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方诚显然听清了。
“实验体？”方诚重复，“陆教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陆秉章微笑，拿起水杯，不答反问：“方队长，您相信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方诚愣住。
“我相信法律。”他最终说。
“很好的答案。”陆秉章点头，“法律不讨论本性问题，只看行为。但我的工作，恰恰是要讨论本性——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出法律不容的行为？是天生缺陷，还是后天塑造？”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政法大学的中央草坪，有学生在看书，有情侣在散步，一切看起来平静正常。
“方队长，”他背对着方诚说，“如果您发现，某个犯罪者可能不是自愿犯罪，而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您会怎么做？”
沉默。
长久的沉默。
然后方诚说：“法律面前，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被制造’不是免罪理由。”
陆秉章转身，脸上露出赞赏的表情。
“正确的回答。”他说，“但问题在于，如果‘制造者’本身就在系统内部呢？如果‘制造者’有权定义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正义呢？”
方诚也站起来。
“陆教授，您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知道的，都在报告里了。”陆秉章走回茶几前，把文件夹合上，递给方诚，“凶手的心理画像：年龄25-35岁，男性，可能有精密操作职业背景（医生、工程师、外卖员？），童年经历过重大创伤（尤其是母亲相关），目前独居，表面生活正常，甚至可能被评为‘好人’。”
“外卖员？”方诚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
“只是举例。”陆秉章说，“因为凶手需要频繁进入不同住宅区而不引起怀疑。送外卖、快递、维修工……这些职业都符合。”
方诚接过文件夹，手指用力，纸张边缘微微起皱。
“还有一件事，”他说，“莉莉安小区的电梯监控，在案发时间段失效了。技术科说是系统故障，但我查了记录，那个型号的监控系统过去三年只出过两次故障，一次在2019年，一次在……上周。”
“巧合？”陆秉章问。
“我不相信巧合。”方诚说，“尤其是当巧合连续发生时。”
陆秉章看了看手表。
“抱歉，我十点半还有个会。”他说，“方队长，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咨询，随时联系我。”
方诚点头，起身离开。
走到门口时，他回头：“陆教授，您刚才说的‘实验体’……是隐喻，还是真有这种事？”
陆秉章看着他，眼神深不可测。
“方队长，”他轻声说，“有时候，现实比隐喻更荒诞。”
门关上。
休息室里只剩下陆秉章一个人。
他走到吧台前，从随身包里拿出一个小型电子设备——信号干扰器，打开。然后才拿出手机，拨通一个加密号码。
“是我。”他说，“方诚已经接触到边缘了。比预期快。”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陆秉章听着，表情平静。
“09号最近情绪波动加剧。”他继续说，“昨晚的接触记录显示，他对目标沈心竹产生了超出预期的关注。心率在对方叫出他名字时出现异常峰值。”
停顿。
“我知道风险。但这也是测试的一部分——当‘程序’遇到无法分类的目标时，会发生什么？是崩溃，是适应，还是……进化？”
又停顿。
“07号的状态稳定，冷冻舱温度-196℃，脑波活动维持在基础水平。解冻程序可以随时启动，但我不建议现在进行。我们需要09号先完成这一阶段的测试。”
他走到窗边，看着方诚走出礼堂大楼，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警方这边我会处理。方诚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者最容易预测——他们总是选择‘正确’的那条路，即使那条路是别人铺好的。”
挂断电话。
陆秉章关掉信号干扰器，放回包里。
然后他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怀表，打开。
表盖内侧贴着一张小小的照片：一个穿芭蕾舞裙的小女孩，八九岁的样子，踮着脚尖，笑容灿烂。
周蔓。
他妹妹。
照片已经发黄，边缘磨损，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
每次看这张照片，他的心率会提升10-15次/分钟。这是身体在提醒他：理性之外，还有情感。数据之外，还有记忆。实验之外，还有人生。
但他已经选择了一条路。
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他合上怀表，放回口袋。
走出休息室时，他又变回了那个优雅、理性、充满权威的陆教授。
对迎面走来的学生点头微笑。
回应媒体的提问。
签书。
合影。
一切都完美得像程序运行。
只有他自己知道，在西装内袋里，那个怀表的秒针还在走动。
滴答，滴答，滴答。
像倒计时。
也像心跳。
【政法大学·百年礼堂】
陆秉章站在讲台上，背后是巨大的投影屏幕，显示着PPT标题：《犯罪心理的培育与干预——从个体病理到社会预防》。
台下坐满了人。前两排是政法系统的在职干部，穿着深色制服，坐姿笔挺；中间是本校师生，有人做笔记，有人用手机拍照；后排是媒体记者和旁听的社会人士。
礼堂的空调温度设定在22℃，但陆秉章还是觉得有些热。他今天穿了深灰色西装，定制剪裁，面料是意大利羊毛混纺，重量只有普通西装的三分之二。内搭浅蓝色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但没系领带——这是精心设计的形象：严谨，但不刻板；专业，但不疏远。
“早上好。”他开口，声音通过麦克风放大，在礼堂里产生轻微的回音。他停顿两秒，等回音消散，然后继续说，“感谢各位在周六上午来到这里。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可能让人不适，但无法回避的话题：暴力犯罪者，是不是天生的？”
他按了下遥控器。
PPT翻页，出现两张脑部扫描图。
“左边是正常人的前额叶皮层活动图，右边是一名连环杀人犯的。”陆秉章用激光笔圈出差异区域，“可以看到，在涉及道德判断和冲动控制的任务中，杀人犯的前额叶活动显著减弱。这是否意味着，暴力倾向是生理决定的？”
台下有学生举手。
陆秉章点头示意。
“陆教授，如果暴力是生理决定的，那犯罪者是否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提问的是个戴眼镜的男生，声音紧张。
“很好的问题。”陆秉章微笑，嘴角上扬角度控制在15度——这是“鼓励提问”的表情，“这涉及到自由意志的哲学争论。但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生理倾向不决定行为，它只是设定了某些……可能性。关键在于，这些可能性如何被环境激活。”
他翻到下一页，是一张复杂的图表。
“这是我过去十年跟踪研究的‘暴力行为触发模型’。”他解释，“纵轴是生理易感性，横轴是环境刺激强度。可以看到，当高易感性个体遭遇高强度刺激时——比如童年虐待、社会排斥、极端贫困——暴力行为的概率会达到78%。”
台下一片哗然。
陆秉章等了几秒，继续说：“但请注意，这个模型里有一个关键变量：道德框架。”
他放大图表的一个角落。
“如果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被植入了稳定的道德判断体系——比如法律观念、宗教教义、家庭伦理——那么即使生理易感性高，环境刺激强，暴力行为概率也会降至32%。”
他停顿，环视全场。
“这意味着什么？”他自问自答，“意味着暴力不是必然，它是可以被预防的。通过早期干预，通过教育，通过构建正确的道德认知。”
又一个学生举手。
“陆教授，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比如清除社会上的‘坏人’，这算精神病吗？”
这个问题让陆秉章的眼神微微闪烁。
0.3秒的延迟后，他回答：“这要看他的‘天道’标准是否稳定，以及——”他刻意停顿，制造悬念，“是否有人给他制定了这个标准。”
台下安静。
“什么意思？”学生追问。
“我的意思是，”陆秉章缓缓说，“当一个人用私刑代替法律时，我们要问：是谁告诉他，他有权力审判？是谁给了他标准？是他自己，还是某个……外部系统？”
他说“外部系统”时，目光扫过前排的政法干部。
有几个人的表情变得微妙。
“所以您认为，有些犯罪者其实是被‘编程’的？”另一个声音响起，来自媒体区。
陆秉章看向提问者——是《东海日报》的记者，他认识。
“我不喜欢‘编程’这个词，太机械。”他温和地纠正，“但确实，人的行为模式可以被塑造。通过重复的强化，通过奖励和惩罚，通过植入特定的信念体系。这在心理学上叫‘条件反射’，在神经科学上叫‘突触可塑性’。我们每天都在被塑造——被家庭、学校、媒体、社会规范。”
他喝了口水。
水温是37℃，刚好，不烫不凉。杯子是自带的陶瓷杯，白色，没有任何图案——他讨厌分心的设计。
“但问题在于，”他放下杯子，“当塑造者的目的不再是‘培养好人’，而是‘制造工具’时，会发生什么？”
礼堂里鸦雀无声。
陆秉章知道，这句话已经踩到了某些边界。但他继续说下去，语气依然平静：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系统地筛选高易感性个体，用特定的方式强化他们的某些倾向，消除他们的道德顾虑，然后给他们一个‘正义’的目标……你会得到什么？”
“得到……执法者？”有人小声说。
“还是得到杀手？”另一个人反问。
陆秉章笑了。
这次是真正的笑，嘴角上扬20度，眼角出现细纹。
“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他说，“法律和道德的边界，有时比我们想象的更模糊。而模糊地带，正是最危险的地方。”
他看了眼手表：9点47分。
演讲时间还剩13分钟。
【课后·贵宾休息室】
陆秉章刚走进休息室，就有人跟了进来。
是方诚，市刑警队队长，40岁出头，身材保持得很好，但眼下的黑眼圈暴露了连续加班的状态。
“陆教授，打扰了。”方诚说，声音有些沙哑。
“方队长，请坐。”陆秉章指了指沙发，自己走到小吧台前，“喝茶还是咖啡？”
“水就行。”
陆秉章倒了杯矿泉水，递过去，然后在对面坐下。两人之间隔着一张玻璃茶几，上面摆着今天的报纸——头条还是莉莉安案。
“我来是想请您帮忙。”方诚开门见山，“莉莉安案，我们需要心理画像。”
陆秉章点头，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
“我已经准备了初步分析。”他翻开，“基于现场痕迹、受害者背景、作案手法，我有几个推测。”
方诚身体前倾。
“第一，凶手有强迫症倾向。”陆秉章说，“现场留下的纸条折叠三次，边缘对齐误差小于1毫米。这不是随手放的，是仪式的一部分。”
“仪式？”
“对。凶手可能在执行某种‘审判程序’。纸条上的‘评分：0星’，加上评语‘谎话连篇’，这很像某种……道德评价系统。”
方诚皱眉：“像网络评分？”
“类似，但更极端。”陆秉章说，“网络评分是匿名的、非暴力的。而这个凶手，把评分实体化了——用死亡来打分。”
他翻到下一页，是莉莉安的社交媒体截图。
“受害者生前在直播中控诉家暴，获得大量同情。但凶手评价她‘谎话连篇’。这说明什么？”
“说明凶手认为她在说谎？”方诚说。
“不止。”陆秉章用笔尖点了点截图里的评论区，“看这里，案发前一天，有匿名账号留言：‘骗子不得好死’。还有这里：‘这种女人就该被清理’。”
他把几张截图排开。
“同样的匿名账号，在过去半年里，在另外十起女性受害者的社交媒体下都留过言。内容相似：道德谴责，诅咒，威胁。”
方诚的脸色变了。
“十起？都是谁？”
“我整理了名单。”陆秉章递过另一张纸，“包括三个月前失踪的网络主播，五个月前‘自杀’的微商，还有……2003年的一起旧案。”
他刻意停顿，观察方诚的反应。
方诚看到“2003年周雅琴案”时，瞳孔明显收缩。
“这案子……不是结案了吗？”
“表面上是。”陆秉章说，“但我在重新翻阅卷宗时发现，现场也有一张纸条，写着‘评分：0星（破坏家庭）’。笔迹特征、折叠方式、纸张类型，都与莉莉安案高度相似。”
“你是说……连环杀手？跨越二十年？”
“或者，是某种……传承。”陆秉章缓缓说，“父亲传给儿子，师父传给徒弟，或者……实验者传给实验体。”
最后半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方诚显然听清了。
“实验体？”方诚重复，“陆教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陆秉章微笑，拿起水杯，不答反问：“方队长，您相信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方诚愣住。
“我相信法律。”他最终说。
“很好的答案。”陆秉章点头，“法律不讨论本性问题，只看行为。但我的工作，恰恰是要讨论本性——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出法律不容的行为？是天生缺陷，还是后天塑造？”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政法大学的中央草坪，有学生在看书，有情侣在散步，一切看起来平静正常。
“方队长，”他背对着方诚说，“如果您发现，某个犯罪者可能不是自愿犯罪，而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您会怎么做？”
沉默。
长久的沉默。
然后方诚说：“法律面前，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被制造’不是免罪理由。”
陆秉章转身，脸上露出赞赏的表情。
“正确的回答。”他说，“但问题在于，如果‘制造者’本身就在系统内部呢？如果‘制造者’有权定义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正义呢？”
方诚也站起来。
“陆教授，您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知道的，都在报告里了。”陆秉章走回茶几前，把文件夹合上，递给方诚，“凶手的心理画像：年龄25-35岁，男性，可能有精密操作职业背景（医生、工程师、外卖员？），童年经历过重大创伤（尤其是母亲相关），目前独居，表面生活正常，甚至可能被评为‘好人’。”
“外卖员？”方诚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
“只是举例。”陆秉章说，“因为凶手需要频繁进入不同住宅区而不引起怀疑。送外卖、快递、维修工……这些职业都符合。”
方诚接过文件夹，手指用力，纸张边缘微微起皱。
“还有一件事，”他说，“莉莉安小区的电梯监控，在案发时间段失效了。技术科说是系统故障，但我查了记录，那个型号的监控系统过去三年只出过两次故障，一次在2019年，一次在……上周。”
“巧合？”陆秉章问。
“我不相信巧合。”方诚说，“尤其是当巧合连续发生时。”
陆秉章看了看手表。
“抱歉，我十点半还有个会。”他说，“方队长，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咨询，随时联系我。”
方诚点头，起身离开。
走到门口时，他回头：“陆教授，您刚才说的‘实验体’……是隐喻，还是真有这种事？”
陆秉章看着他，眼神深不可测。
“方队长，”他轻声说，“有时候，现实比隐喻更荒诞。”
门关上。
休息室里只剩下陆秉章一个人。
他走到吧台前，从随身包里拿出一个小型电子设备——信号干扰器，打开。然后才拿出手机，拨通一个加密号码。
“是我。”他说，“方诚已经接触到边缘了。比预期快。”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陆秉章听着，表情平静。
“09号最近情绪波动加剧。”他继续说，“昨晚的接触记录显示，他对目标沈心竹产生了超出预期的关注。心率在对方叫出他名字时出现异常峰值。”
停顿。
“我知道风险。但这也是测试的一部分——当‘程序’遇到无法分类的目标时，会发生什么？是崩溃，是适应，还是……进化？”
又停顿。
“07号的状态稳定，冷冻舱温度-196℃，脑波活动维持在基础水平。解冻程序可以随时启动，但我不建议现在进行。我们需要09号先完成这一阶段的测试。”
他走到窗边，看着方诚走出礼堂大楼，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警方这边我会处理。方诚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者最容易预测——他们总是选择‘正确’的那条路，即使那条路是别人铺好的。”
挂断电话。
陆秉章关掉信号干扰器，放回包里。
然后他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怀表，打开。
表盖内侧贴着一张小小的照片：一个穿芭蕾舞裙的小女孩，八九岁的样子，踮着脚尖，笑容灿烂。
周蔓。
他妹妹。
照片已经发黄，边缘磨损，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
每次看这张照片，他的心率会提升10-15次/分钟。这是身体在提醒他：理性之外，还有情感。数据之外，还有记忆。实验之外，还有人生。
但他已经选择了一条路。
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他合上怀表，放回口袋。
走出休息室时，他又变回了那个优雅、理性、充满权威的陆教授。
对迎面走来的学生点头微笑。
回应媒体的提问。
签书。
合影。
一切都完美得像程序运行。
只有他自己知道，在西装内袋里，那个怀表的秒针还在走动。
滴答，滴答，滴答。
像倒计时。
也像心跳。